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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中国舞蹈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较，舞蹈是无需依赖“第二工具”而以自身形体动作为媒质的人类有目的的行为。远古社会因劳动而实现了初级进化——手脚分工——的人体，即是呈现舞蹈的“物质材料”。自此，舞蹈就在不同的时间流程和空间环境中，或深或浅，时扬时抑地留下自己的印迹。

　　舞蹈的起源与萌芽可远溯至人类发展的洪荒期，很难予以确切考证。屈原在《天问》中所谓：“隧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其对天、地、人的苦苦求索似乎也包含着对“舞之源”的追问。有关舞蹈的起源在古籍、神话中确有一些传说，它使我们从中寻觅到先人对原始舞蹈的感知。1973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于马家窑类型墓葬的那只轰动一时、广为人知的彩陶盆，为我们“复活”了约5000年前原始先民舞蹈的直观形象。其内壁的带纹上绘有三组舞人形象，五人一组手携着手，踏着统一的步伐，体态鲜活、生机昂然。画面上虽无乐手的形象，那摆向一致的鸟羽兽毛的头饰、尾饰，显示出动作节奏的一致性，联系更早出土的陶鼓、陶哨、陶埙……可以想见其奏乐起舞的情景。这样的场景与古籍中记载的：“……击石捬石，百兽率舞”（《尚书·舜典》）可相互参照，提供了远古狩猎生活和图腾崇拜的印迹。此外，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宁夏、广西、广东、云南、福建、江苏等广阔的地域发现的相当数量的崖画中，都留有先民绘制的“舞蹈图”，它们几乎包罗了原始部落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云南、内蒙古的崖画中，多有拉弓、搭箭、猎头庆功等征战的动态形象。人类在征服自然的斩棘历险中，舞蹈起到激发勇气，协同战斗动作以及习武练兵、祝捷庆功的作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反映生殖崇拜的大型崖画的被发现，也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人类为了繁衍后代、种族兴旺，求偶、交媾是其生命感悟的本能，这种性意识的萌发往往通过舞蹈表达出来。此外，许多崖画中的劳作、征战、求偶等舞蹈形态，大都与祭祀仪式相伴。每个民族的“童年”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上帝”，那是人类对超自然主宰力的幻想——企盼冥冥中有神灵的佑护赐福以抵制“魔鬼”降祸。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仪式，即原始祭祀——巫术之起源。巫术的“入境”促动了人体运动的“舞化”，这恰好印证了王国维的“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

　　凡此种种，引领着我们穿越时间的隧道，感悟到人类的生命活动——劳作、征战、祭祀、求偶、愉悦、强身……激发了奔放、恣意的“生命律动”，成就了舞蹈之多元性起源。神话、传说中有关舞蹈的起源，难免带有“超人”的梦幻色彩，可考的实证却分明昭示着：舞蹈从原初起就带有很强的维系群体的生存意识和对美好的向往。原始舞蹈的诸多功能，也促进了人类的自我优化。

　　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今，人类已经创造并享用着丰富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舞蹈的呈现依然须臾难离自身的形体。高度进化的人体更具智能性、可塑性、自由度。有能力实现高超的技艺，表现浓缩而升华了的感情，阐发自觉的审美意识，创造美的意境、美的形象……反映出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但现代文明高度发展形成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导致脑体劳动失衡，使一部分人出现“大脑发达、四肢萎缩”（显然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同样不可取）。面向新世纪，联合国教科文《世界教育宣言》发出了“向未来争夺身体”的呼吁。前瞻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昭示着我们深化对舞蹈本体特质的认识，使其在当代社会中更加焕发出青春活力，起到健康人的体魄、美化人的心灵的重要作用。

　　就直观而言，人们不会把田间插秧当做“插秧舞”；也很容易把生活中的告别场景与反映离情的舞蹈区别开来。但是让人准确地回答“舞与非舞”之界定——为舞蹈作出准确的解释和定义，却不大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