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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徐悲鸿精神对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现实性启示


    徐悲鸿不仅是一位技艺超群的艺术家，同时也是成就杰出的美术教育家。1914年徐悲鸿为养家糊口在家乡的几所学校担任图画教员，这段时期可以看作他从事美术教育活动的发端。在他留学法国归来后并没有选择做一名职业艺术家，而是一直以培养更多优秀美术人才为己任，先后在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北平艺术学院、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中央美术学院等多所学校从事美术教育工作。他是现代中国学院式美术教育重要的创立者，其身体力行的以写实方法表现生活的教学主张自成体系，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徐悲鸿去世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高等教育与中、小学教育共同繁荣发展的美术教育整体格局，所处的社会背景与徐悲鸿时代已有了明显差异。单就当下的高等美术院校而言，其课程设置更具实用性，教育思想更为开放多元，即便是绘画专业也是各种风格流派并存。徐悲鸿先生作为一位投身美术教育事业的艺术家，他的精神品格是当代教育的宝贵财富，深入研究与领会徐悲鸿精神对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现实性启示，有助于正视与应对现实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徐悲鸿生前就曾经和周恩来总理谈到画家的品德和美术教育的问题，“他认为从事美术教育的人，在品德上也应能为人师表，不能因为有画家的头衔而品德上可以打折扣。”⑴作为教育家的徐悲鸿，他的崇高精神风范影响了众多学生。左庄伟认为徐悲鸿精神品格的实质在于“他热爱人类、热爱中华祖国、热爱艺术、在于他树立了崇高的人格典范和革新的榜样，在他的艺术教育和创造中体现了高尚的社会理想和审美理想” ⑵本文试以徐悲鸿的艺术人生和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现状为背景，进一步解读徐悲鸿精神，探究徐悲鸿精神的现实性启示。

    徐悲鸿精神中的文化底蕴奠基“大美人生”    

    徐悲鸿虽然出生于一个普通画师家庭，少年时期没有受过现代学校教育，只是跟着父亲读私塾，父亲让他先学文，再习画。但他在青年时代却受到了多位文化界精英人物的教诲和引领，1916年，时年21岁的徐悲鸿结识了寓居上海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并拜这位学者为师。1917年康有为又把他介绍给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得到蔡元培的器重，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这期间，他又结识了诗人陈散原父子。与这些文化精英的交往对求知若渴的徐悲鸿来说，是难得的提升自身文化素养的机缘。在其后来的人生历程中更与田汉、郭沫若、泰戈尔等中外文化名人相随相伴，用陈丹青的话说，这是徐悲鸿之所以成为大师的“人和”：“民国初年的文艺精英，都让他遇到了” ⑶这必然更加丰富了他的文化底蕴，拓展了他的文化视野，促使他走上了一条与仅有一技之长的普通画师所不同的艺术“大道”。 徐悲鸿一直强调文化素质对一位优秀画家的重要性，他主张“画画的人要认真读书，以帮助画中意境的提高。”⑷1942年徐悲鸿主持筹建中国美术学院时，他亲自制订了聘请研究员的标准：“第一、须有可以见人之作品50件以上。第二、文笔流畅。第三、须有利人之事实，至少有人知其倾向。”⑸这个美术学院不同于现在的高等美术院校，而是具有画院和研究院性质的机构，标准中的“文笔流畅”就是要求研究员必须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从现在所能见到的徐悲鸿艺术随笔、文艺评论、演讲访谈等篇章来看，他既有理论家明晰的思维和丰厚的学养，又显艺术家率性直言的性情。如果缺少高品位的文化支撑，徐悲鸿精神也不可能达到相当的高度，而这个精神的高度会决定他艺术与教育事业的高度。
徐悲鸿重视学生的文化素质与艺术潜能，他在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期间，给“江西小穷娃娃”刘勃舒的回信中写道：“须立志一定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美术家，此时须努力文史、生物、算学、理化等普通课程，必要之常识不可忽也” ⑹可见他对报考美术院校的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视。引导学生参与文化的传承与交流是美术教育的价值之一，如果不顾学生的志趣与天赋，就动员文化课学习成绩不理想的中学生报考艺术院校，忽视提高美术院校学生文化素质，那样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实际就是把美术教育当作了一种单纯的技艺教育、功利的学历教育，这种观念无疑有悖于真正意义的美术教育。

    徐悲鸿精神中的草根情怀与国际视野
    徐悲鸿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这种底层经历使他身上具有一种可贵的草根情怀。这种情怀影响着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决定着他待人处事的态度，艺术创作的价值取向，艺术教育的人才观、育人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他自强不息、不畏困难、勤奋刻苦的进取精神。其二，是他对民间疾苦的感同身受和深切同情。其三，是他对寒门学子和无名之辈的格外关心与提携。早年的徐悲鸿曾经得到过许多人士的无私帮助与支持，他不但一直铭记在心，知恩图报，更为可贵的是，他自己又成为了这种爱才惜才、无私相助的精神品格的自觉传承者。受到徐悲鸿帮助、提携的美术界杰出画家的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而他们与徐悲鸿之间却不见现代社会的所谓“潜规则”。

    徐悲鸿受到康有为更新中国美术，融入世界文化的思想影响，并鼓励他到西方学画，1917年，他赴日本游学半年，让他感受到了日本画家的创新，见到的那些精美印刷品也为他初启了一扇了解西方美术的大门。1919年， 24岁的徐悲鸿在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帮助下，得以赴法国公费留学，先后在达仰等名师门下接受了长达8年的系统美术教育，并且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在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涯以及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睁眼看西方”的集体渴望，使徐悲鸿具有了放眼远望的国际视野。

   徐悲鸿一直都在力图打通中国与世界的艺术通道，面对中西方文化，他既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一味的崇洋媚外。与其同时代的许多留学海外的学子一样，他们出国留学的初衷便是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改造社会，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意识。1933年“有感于外国人对中国的茫然”，为了让欧洲人了解中国艺术，徐悲鸿以自己房产作抵押筹集办展经费，征集了一批当时国内优秀画家的精品之作，远赴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画展的成功举办，让欧洲人认识欣赏了来自中国的艺术。1934年，徐悲鸿应苏联政府邀请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中国近代画展，盛况空前。1939—1940年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作为访问学者赴印度交流讲学、宣传抗日、举办画展、游历写生，期间创作了经典名作《愚公移山》。徐悲鸿的这些国际间的社会活动不是以谋取个人名利为目的，而是为国家民族赢得世界的了解与尊重，体现了他输出本国优秀文化的自觉与主动。

    当今社会，国际间的学习与交流活动日益频繁，网络时代更是实现了全球信息的互联互通，但是如何使国际间交流有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何进一步完善有本国特色又能体现先进文化特质的价值体系？是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不惜丑化国人形象去迎合国外资本市场，还是自觉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这是美术工作者们需要思考的重要命题，更是每一个美术教育工作者需要明辨的是非。

    徐悲鸿精神中的社会担当意识

    有人认为徐悲鸿身上有一种纯真的艺术家的特质，但纵观徐悲鸿一生，他绝非那种不食人间烟火为艺术而艺术的画家，而是一个自觉肩负民族复兴使命的勇于社会担当的艺术家，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民族灾难深重的背景下，他的社会担当体现的是一种艺术的“大道”。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徐悲鸿以及他的艺术，就是因为他的精神是立足于国家民族与时代大众的。

    1938年，徐悲鸿在 “广西美术培训班”向学生们吐露过自己的心声：“ 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度挣扎中之国家。我诚自如，无论流过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会更加难过” ⑺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正是一位艺术家社会担当意识的表现。

    1937年的农历除夕，徐悲鸿独自一人在嘉陵江畔行走时路遇一位贫苦老妇，引起了他强烈的同情和怜悯，不但倾囊相助，而且回到宿舍后立即创作了反映百姓疾苦的国画《巴之贫妇》。⑻徐悲鸿正是这样直面社会，以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大量表达时代诉求的艺术作品，即便在他的许多花鸟画中也寄寓着爱国爱民的真情实感。

    当代艺术在今天已经成为艺术创作的潮流之一。何为当代艺术？它的艺术特质是什么？在一些人的意识里，当代艺术就是一类符号与标签，就是搞怪与颠覆，而无视它应该指向当代的精神内涵。当代艺术需要艺术家表达这个时代人们的思考与诉求，作品中要能体现出艺术家的公共关怀和社会担当。徐悲鸿的艺术创作正是体现了这种当代精神，才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选择。对比徐悲鸿精神中的社会担当意识，人们就不难从精神层面来审视那些打着“当代艺术”旗号的作品与行为了。

徐悲鸿除了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体现着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他作为一位著名画家在其它公共事务中还担当起了身为社会名流的一份责任。1928年，他不畏位高权重的蒋介石，拍发电文、公诸报界，力陈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为保护南京明城墙大声疾呼。⑼1948年，徐悲鸿在傅作义召开的座谈会上又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首先发言，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顺从民意，以使古城北平免于炮火的摧毁。⑽徐悲鸿就是这样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名流，他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担当起了一份为民请命代言的责任。

    任何教育都应该少不了公民教育，一个合格的公民都应该有自己的社会担当，徐悲鸿精神在美术教育活动中有助于学生形成必备的公民意识。          

徐悲鸿精神中的创新意识

    创新是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与动力，对艺术创作而言，创新的意义在于不断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徐悲鸿是一位积极创新的艺术家，他顺应历史潮流对传统中国画进行改造，强调写实性素描和写生对于中国画创作的重要性，尽管从他倡导这项革新以来就不断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与反对，但事实上通过他的革新和众多后继者的传承实践，很大程度地提高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力，使得传统画种呈现出新的面貌，中国画不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抒情遣兴、品味赏玩的一种图式，而能够以其丰富有力的笔墨语言为现实作写照，即便在表现社会重大题材时也不逊色于其它画种。试想如果中国画的造型方法和创作观念还停留在徐悲鸿以前的状态，作为一个画种，在今天这个不断变革的时代又会有何作为？

    针对人们对徐悲鸿改造传统中国画的质疑以及徐悲鸿对写实绘画的情有独钟，他的学生艾中信多年以前就作了颇为形象合理的回应：“有人认为徐悲鸿的中国画不讲究笔墨，或者说笔墨根柢不深，这等于用八股试帖诗的眼光来看郭沫若的《女神》。”⑾台湾的蒋勋在《中国近代写实绘画的奠基者—徐悲鸿》一文中则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对徐悲鸿为何“专心致力于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写实绘画的学习”、“ 徐悲鸿回国全力推展中国画改良运动”的历史性选择等问题进行了合理的分析。他认为： “对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绘画工作者徐悲鸿而言，这种技法（写实主义）最具扩大，丰富传统中国画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徐悲鸿是在非常清楚的意识下接受写实技法的，也是因为这个立足点，才使徐悲鸿用这种写实技法创作的中国新绘画得到了社会的认同。”⑿

    徐悲鸿的创新意识还表现在对创新者的推崇与尊重，“徐悲鸿与齐白石是平生知交，他赞扬齐白石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艺术独创性” ⒀除齐白石外，得到徐悲鸿赞赏的许多画家都因为创新而有明显的个人艺术风格。

    “徐悲鸿生前面临美术领域内保守、顽固势力的围剿和攻击，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发表了许多革新美术的言论，推动美术家跳出一味模仿古人和讲究形式的狭小天地，重新从生活中汲取朝气和活力。⒁徐悲鸿先生的“独持偏见，一意孤行”并非说明他的僵化保守与固执己见，而是表现了一位艺术创新者面对积弊的态度和勇敢坚持的意志。

    徐悲鸿的创新意识体现在他的教育观念上就是因材施教，重视对学生的启发教育，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和个体潜能。他认为“如办学校，而仍走黑暗的道路，则强定一型，以束缚一切，必将可造之材，斫丧而成废料，其祸比较无学校为尤大。”⒂

    当代社会，创新作为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对创新路径的选择和方向的把握直接影响到创新的价值与意义。在一些人心目中创新仅仅是简单的与众不同，个人艺术风格则成为了没有精神内涵的样式，其实那并非真正意义上有价值的创新。“徐悲鸿是站在‘复兴中国艺术’的立场上来推行写实主义的。由于他对中西美术都有真切的了解与理解，有条件比较两者的异同与各自的短长，进而确立中国美术在世界的位置，求得创新之径。”⒃可见徐悲鸿当年的创新道路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选择，因为他走的是一条朝向民族复兴的大道，是基于创新者非凡才智的理性选择。

当然，今天我们论及徐悲鸿精神也无需回避他的时代局限，突破他的诸种局限才是真正理解继承了徐悲鸿的创新精神。

    徐悲鸿精神中的师德风范

     教师是教育活动中对学生施加教育影响的主体，教师的品德不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人格发育，而且会主导教师本身的教育理念与行为。徐悲鸿的学生单淑子说：“什么叫师德？徐先生就是师德的化身。”⒄可见徐悲鸿的人格魅力对学生不同一般的影响力。师德并非来自于空洞无当的说教与表演，更不是炒作与包装，他是一位教师个人综合素质，特别是道德修养的真实外化与自然表露。

    徐悲鸿认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必须达到相当的专业水平。十八岁时在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的学习经历，让他不能容忍教师因为学艺不精而误人子弟。徐悲鸿精于专业，勤于创作，敏于思考的专业风范也确实能让后来的美术教育工作者们高山仰止。

    徐悲鸿是一位尚美求真的美术教育家，他曾发表过一篇叫《儿童如神仙》的谈艺录，认为：“儿童画之可贵，以其纯乎乐趣。至真无饰，至诚无伪，此纯真之葆，乃上帝赋予人人平等之宝物，其赋与之期间，与人智能之启发进化，成正比例。”⒅这既阐明了儿童画创作的精神本质，同时表明了他对真诚于艺术与为人的推崇。徐悲鸿在选聘教师和招考学生时重视的也是真才实学，因此，在他主持中央美术学院工作时才会名师云集，英才际会。这对当代美术教育中的那些形式主义、虚假浮夸行为是一种警醒。

    徐悲鸿作为一位教师的崇高人格体现在许多方面，他说过“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骨”在徐悲鸿身上关乎民族大义和个人节气，面对政坛显要和商界巨贾，他没有卑躬屈膝讨好献媚，而是以他的真才实学与高风亮节赢得了他们的尊重与支持。为什么徐悲鸿的“傲骨”并没有妨碍他与不同党派的政界要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因为他始终在以一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的方式为处于战乱与贫穷中的国家效力，而用于个人享受的是少之又少，甚至在去世前还穿着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旧皮鞋。⒆

    1929年，徐悲鸿和诗人徐志摩曾经因为艺术观点的不同展开过论战，但那是一场纯粹学术意义上的争鸣，而非出于个人利益恩怨的相互攻击。事后，徐悲鸿曾经以画相赠诗人。徐志摩也这样描述徐悲鸿：“你是一个—现世上不多见的—热情的古道人。就你不轻阿附，不论在人事上或在绘事上的气节与风格言，你不是一个今人。在你的言行的背后，你坚强地抱守着你独有的美与德的准绳—这，不论如何，在现代是值得赞美的。”⒇1934年徐悲鸿在广州展出他的《田横五百士》等代表作品时，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任真汉受广州画界一些人所托，写了一篇批评徐悲鸿画作的文章。该文发表两年后，他却意外地受到了徐悲鸿的约见与宴请，并且力赞任真汉当时的批评使得他心服，还请他为自己的画提意见，邀请他到艺术学院做教授，让他和徐悲鸿等名家联合展览。〔21〕可见徐悲鸿对持有不同观点者的包容与尊重。在当代，他的这种精神应该成为美术评论乃至所有学术争鸣的应有精神，唯有如此，才能营造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有利于学术与艺术的持续发展与繁荣。

    徐悲鸿当年破格录取过一些学生，在今天看似是违规之举，而在那时却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例证，说明美术教育家徐悲鸿有着一双发现英才的慧眼，他通过学生的作品发现了他们的素质与潜能。教育专家朱晓蔓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发现人的生命潜能，真正地珍爱人才，就是教育家最独特的品格，徐悲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有教育家气质、有教育家胸怀、有教育家品格的真正的教育家” 〔22〕徐悲鸿先生为什么能够深得学生爱戴，同行拥护，为什么他创立的教育学派能够薪火相传？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他作为一位教师的真诚无私、身正学高关系密切。如果他是深谙利益潜规则的市侩之徒，又靠什么成为后代众多学子的典范和楷模？

     徐悲鸿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先驱与典范，他的精神品格是当代美术教育的宝贵教育资源，在当代背景下，传承和弘扬徐悲鸿精神应该成为美术教育工作者们的自觉。徐悲鸿精神的现实性启示，对有志于美术事业的后辈学子们而言，更可作为一种人生参照与榜样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