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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者的生命之歌 记温大瓯江学院院长马大康

　温大瓯江学院院长马大康

　赖学军 程婧 撰稿

　　马大康先生，1947年1月10日出生于“书画传家三百年”的马氏望族。1965年支边新疆伊犁，在“农四师70团”工作，种过地，放过牧，掏过粪，盖过房，住过“地窝子”，当过民兵、文书和教师。1975年调到丽水，任浙江林业学校语文教师。1981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1984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到温州师范学院任教，1993年晋升教授，出任温师院副院长至院长，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1993年获曾宪梓全国师范院校教师奖三等奖，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7年4月至今为温州大学瓯江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浙江省重点学科“文艺学”负责人。

　　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项，出版专著《生命的沉醉》、《审美乌托邦》、《诗性语言研究》、《叛乱的眼睛》、《文学时间研究》等，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科研成果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三等奖和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


　　命运多舛，爱追梦

　　命运，指生死、贫富和一切遭遇；比喻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因此对命运的观察与阐释有两个视角：作为结果、定数的命运；作为过程、趋势的命运。作为过程的命运是一种趋向，是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左右的。

　　先生和许多人一样，青少年有过理想，现实却一步一步地远离它。从文不是他的意愿，喜欢的是理科。小时候，家藏的文学名著读过不少，而铭心刻骨的是一套介绍科学家的册子，以至对科学家的崇拜。哥哥姐姐是学理工的，老师也主张他学理科。当科学家一直是他挥之不去的念想，若能假以天时，凭借先生的才情，以科学家角色叱咤于自然科学某个领域不是没有可能。

　　可惜造化弄人，1965年高中毕业，作为温州第一批支边青年，从江南水乡来到了遥远的新疆伊犁。实际工作中，解数学题的爱好没有派上用场，倒是写稿子、整材料、发言的文学素养与日见长。日后去中学教书，自然被指派为语文老师。为此，他自学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也为后来的考研奠定了基础。新疆十年，先生成了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应验了人生“阴错阳差”之说，多有“种花不发，插柳成荫”之叹。

　　新疆回来，被分配到丽水的浙江林业学校。学生们碰到数学难题常找教语文的先生，先生也偶尔想着续“科学家”的旧梦。1981年，先生35岁，赶上考研末班车，考取了杭州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科学家之梦至此破灭。班上他年纪最大，学业要补本科主要课程，家里是俩孩子的爸爸，每月50多元的生活费养家糊口，早餐2分钱的咸菜也舍不得买。几十年后回忆当时情形，觉得天天都很疲倦。毕业后，应约来温师院中文系任教。有志于科学家的理想在青年马大康的头脑中活跃长达10年。为改变自己的境遇，只好改变自己的志向，使他最终踏上教育之路。

　　无意插柳，心沉醉

　　或许钟爱理科，养成喜欢破解难题，对问题作思辨性逻辑推理的习惯。即便后来读文学硕士，比起文学作品，他更喜欢读理论著作，那些博大精深的睿智思考，常常令他豁然开朗，也撰写过不少现代文学研究文章。

　　先生出生于财通四海，利达三江的温州，工作于“全民皆商”、“文人下海”的时代，居霓虹缤纷之地而不迷眼，处商潮喧嚣之时而矢志不渝，对《生命的沉醉》的沉醉，对文学进行富于个性特征的独特思考，他认为，文学的本性是审美，而审美是欣赏者同对象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交往。在交往中主体和对象都实现了“现象学的还原”，主体摆脱了各种现实的束缚，同时也使对象从各种现实关联中抽象出来，悬浮成为自足的对象，于是在自由的主体与自足的对象间展开了最丰富、全面的交往，交往双方也因此从“主体—对象”的关系转化为“主体—主体”的关系。《生命的沉醉》虽为先生中年得子的晚育之力作，却使先生如逢桃花林，豁然开朗之境地，陡增只争朝夕复前行，欲穷其林之勇气。

　　1992年下半年先生进京访学，发现我国介绍西方文学语言理论的著作不少，但重评介，少原创性。所以专著《诗性语言研究》，只是简略梳理西方语言理论，而着眼于独立的研究，提出独创性的观点，从这个意义说它是国内第一部。书中不少观点先后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并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深得学界的重视。

　　无论诗性语言研究，还是文艺学研究，都贯穿先生的美学观。他认为，审美是人的理想的生存方式，它既是人生的极境，又是生命的极致。在审美交往中，人获得了现实生活无法获取的自主和自由，人的个性的多样性和创造潜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世界也最完美地展现出自己的丰富性。论文《审美交往论纲》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美学观。原打算以“审美交往论”为题撰写一部专著，苦于没时间也没心境动手。因为最忙的时候他要开现代文学、美学、文艺心理学三门课，还在学报任编辑，总是忙不可开交。业余最大的兴趣还是看书、写东西，论文富有思辨色彩，这与他年轻时喜欢数理化是分不开的。

　　1993年先生因是学校最年轻最具发展潜力的教授，被推上温师院副院长的位置。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考虑，先生无心宦海沉浮，追逐的是挥之不去，萦绕心头的少年梦。自任副院长后，他就完全转向“纯理论”了。现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原始资料，要花大量的时间查找，干了行政就失去了自由身，这是他不得不做出的改变。作为学校领导，他很焦虑，自己不能老是学校最年轻的教授。一个学校的年轻教师上不去，学校发展何从谈起？1999年，学校有了比他更年轻的教授；2000年三位45岁以下的年轻教师被评上教授，先生比谁都高兴。

　　历史选择先生，既属偶然，也是必然。先生的选择：婉辞不就，仍当他的教授，也能如鱼得水；或者1994年杭州大学申报文艺学博士点，调他加盟，借此摆脱窘境，那么这幕历史剧就不会有先生的台词。历史眼光偏偏锁定马大康，此乃命乎，运乎？先生的履历再次说明，个人条件若能与时代命运合拍，则会形成最佳组合。当时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先生出长温师的挥洒自如。

　　亦政亦学，二重奏

　　亦政亦学，两不误。先生无奈笑道：“难呵，鱼和熊掌难兼得。”智慧的释放依赖一定的时间，一如先生所反思的“佶屈聱牙的文字似乎正显示我那被行政事务磨蚀的脑袋的艰难运思”。上班没时间搞科研，双休日也常有行政事务，节假日、深夜才是他文学研究天地自由释放的时间，每晚都要12点以后才睡觉。大年初一，难得清闲，他又坐到了书桌前……耕耘换来硕果，《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常有他高质量的论文。

　　现象学的观点是他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又参照了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诗学(叙述学)、语言哲学、接受理论、解释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结合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实际进行融合重铸，他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审美观既是他的人生理想，处世准则，治学境界，更是他所追求的治校理念，他总想将学校办成远离社会污浊的“理想校园”，治学境界与治校境界，形成新的联想、聚合，打破学校原有的时空、功能序，与外界产生信息和能量交换，生成新的方案或图像等；有效地抓住新的质，重新构建新的学校框架结构，完成学校发展质的飞跃。他和他的团队努力营造了一个相对公正、和谐的学校环境。

　　大学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也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大学的管理就是要努力形成让每一位师生都能充分发挥才能、主动性、创造性的秩序和氛围，要为“英雄”们提供自由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一点恰恰是学校凝聚力的基础，也是学校人心向上、生气葱郁的缘由。1996年先生任院长，上任伊始，革故鼎新，迁校罗山脚下，筑巢引凤，人才闻风影从，可谓群贤毕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内涵发展，学科团队建设，形成了抓教学必先科研的良好风气，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合格评估，成绩是优秀；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学术排名跃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一鼓作气拿下20个硕士点，令人一新耳目。

　　办学不可能脱离社会，还要紧密联系社会，积极介入社会。在校内想建立公平公正的理想环境，面对社会又不得不屈从于种种潜规则，先生也常为这二元规则而弄得十分沮丧。审美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他只能老老实实去经受现实。只有在思考学术问题，撰写学术论文时，他才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生活在自由的空间里。盘点先生近五年的研究成果，专著《诗性语言研究》获浙江省第十四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专著《文学时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获浙江省第十五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叛乱的眼睛——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文学》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反抗时间：文学与怀旧》、《拯救时间：叙事时间的出场》、《向死而生：悲剧的时间结构》等近20篇论文在《文艺理论研究》、《文学评论》、《学术月刊》、《文艺争鸣》、《文艺研究》、《社会科学》上发表，遂成序列，构建理论体系，思如泉涌，汩汩滔滔，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令吾辈望其项背而汗颜。

　　修身齐家，爱无疆

　　马家旧交沈克成先生说，马骅先生育有三男三女，孩子们学有所成，子女都很孝顺，在亲戚朋友中口碑甚佳。他们不仅常回家看望父母，还给老父亲洗脚修脚。为此马老颇为满足与欣慰。

　　2010年5月27日晚上，笔者陪同来学校讲学的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前往看望他的恩师马骅先生，从师母林绵老师嘴里得知“大康为父亲洗完身体刚走，每天晚上都来，有时因公务一天不来，父亲定会念叨。”临别师母送至楼口并嘱我：“我家大康，人是姓马，脾气属牛，有事请多担待。”拳拳之意甚殷，王先生和我感慨唏嘘，人过花甲，还被母亲记挂，不能不说是人生幸事。牛脾气，说的是一种“死守善道”的固执，是一种佛佛西里式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教育奉献一片痴情。

　　说起先生女儿马伊，人称美女作家，与爷爷分别时要拥抱事，先生大笑：“我们家都比较亲热，不过女儿对我们就没有对爷爷那么有礼貌，太随便了。”言谈之中，先生对妻子徐琳琳老师颇多歉意、感激和深情，“当年一起由温州赴新疆，她被分配在文工团。文革时伊犁发生武斗，我们一群年轻人结伴返乡，在拥挤的车厢里，突然发现了一双美丽的眼睛，从爱上这双眼睛，到爱上她人。爱情是盲目的，它最没理性，最不会算计，在他们最为艰困的人生低谷，在它最不该出现的时候，它偏偏到来了。虽然有点浪漫，却是苦涩的。”最难得的是先生因家庭社会关系调离民兵营干事岗位，重回连队劳动，“她仍决意调到我的农场，与我相濡以沫。这么多年来自己要么在外地读书，要么工作很忙，家务活、教育孩子一直都是她一人承担，真是辛苦她了。”闲暇之余，先生喜欢侍弄花草，特别是兰花，因为它无须多照应。

　　至此，不禁想起亚米契斯《爱的教育》[2]，以现实为基础，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教育境界：老师、家长都是实施爱的教育楷模，小说尽管是虚构的，带有乌托邦的性质，1886年出版后之所以引起轰动，盖以理想召唤现实。那么，先生由治家推及治学、治教、治校，由爱亲人，推广为爱青年、朋友、大众，发展为爱科学、自由、创造，爱真善美诗的大爱者的生命之歌，莫不是现实对理想的响应。

　　性情宽厚、温润、恬淡、从容，有主见，但不咄咄逼人，是先生得天独厚的性格资源。心系学院发展，先后提出瓯江学院错位发展，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人才培养应用型等，特别是在学院迎接教育部考察验收的关键，坚持优化结构，内涵发展，凝聚专业特色，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路；关心教职工，平易近人，沟通交流，增进感情；亦师亦友，指导学生跳出单纯的知识传递，注重培养学生提出、认识和解决问题能力。给学生足够的研究空间，鼓励青年创新，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

　　学者，作为一个文化概念，无疑是校园文化的一座丰碑，也是真、善、美的象征和人间正气的赋形。学者的人格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所在的学校，是教育价值的人格化体现，是学校教育水平的形象化、生命化标志，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不爱书的老师，怎能培养学生热爱书籍？不喜欢读书的老师，怎能有效指导学生读书？少知识而又不思考的老师，又怎能与学生高质量的对话？老师，在心灵深处对读书有潜意识的钟爱、敬重乃至崇拜。所以有人呼吁：在千人作“秀”，百“戏”杂陈时代，人人眼花缭乱魂不守舍，教书人要先来一次“招魂”，把“自我”找回来。找回自我再读书，在读书中发现和厚重自己，然后以真读书人的面目走上讲台，新的教育将由此起步。
（本文来自浙江在线·教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