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的忧伤中重塑梦想 "造梦偶像"郭敬明

    80后文学作为快速生长中的文学现象,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80后整体的成长。到了今天,他们已经成为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力量。曾经的文字似乎已经不能代表今时的想法,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新世纪进一步磨砺了他们的思想,面对步步趋近的而立之年,部分80后开始将曾经的寄托转化为安身立命的途径,写作目的的转移只是表象,他们在更深层面对“文学”这一“事业”的思考已然成为新世纪青春文学发展演变的更深层动因之一。

80后文学充斥着来自不同的青少年群体、媒体、书商、传统文学、批评力量等方面的多元角逐,横跨心灵、实体、舆论、网络等多重层面。单纯的文学鉴赏立场或价值批判立场虽然可以发挥力量,但在这一现象的引潮者们早已跳脱出文学的一维空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开始将成长中的经历转化为对自身未来发展的思考,在这之中,尤以郭敬明和他的《最小说》最有代表性。尽管郭敬明对外标榜自己的文化商人或文化经纪人身份,将长效利润作为经营目标,但这里实际上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更深层次的追求,或实现这一商业目的的手段——对未来青春文学(至少在生产和阅读市场上)的控制。

在青春的忧伤中重塑梦想

从2008年起,郭敬明在其主编的《最小说》上开始连载《小时代》。至今,第一部《折纸时代》和第二部《虚铜时代》均已出版,并接连上演着装帧和销量的“奇迹”,第三部《刺金时代》也正在《最小说》上连载。三部曲的阵势已然成型,一股暗藏的气势也愈加明朗。这不仅是指郭敬明通过《小时代》三部曲“写一部反映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青春心灵史”,它更是与《最小说》杂志、“文学之新”大赛一起构成了一股建构新的文学生产体系的气势。

返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学观念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有影响力的小说三部曲的崛起,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梁斌的《红旗谱》三部曲、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等。小说将一种观念放到一个建构起的时代叙事构架中去检验,检验的与其说是观念或时代,不如说是当时的现实读者对文本和观念的期待与接受状况。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能否成为经典尚难定论,但从郭敬明及其相关“产业”造成的影响来看,至少它建立并拓展出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在观念多元共生乃至相互攻讦的时代语境下,形成一种得到认同和维护从而相对稳定的观念形态。促使他成为青春文学领军人物的,如果说其语言(修辞)的魅力是表层张力,那么深层力量来源则是这种观念形态——在青少年没有梦想的年代制造梦想。梦想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家》中“出走”的梦想、《红旗谱》中“美好生活”的梦想、《黄金时代》中“反抗”的梦想……令人印象深刻,而《小时代》中的梦想则是“控制”。小到林泉通过林汀之死对简溪的控制,大到顾里力图对《ME》的控制和宫洺反过来对局面的控制,还有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控制着上海这座城市和生活于其中的人物的力量。种种的“控制”与“反控制”,像一切梦想与其对抗力量之间的搏斗一样,在累累伤痕中通过文字迸发出撼动读者的美学力量或阅读快感。

如果说一种观念在单一文本中的闪耀可能是阅读者的再发掘,但一种观念在“三部曲”中的延续可谓是作者的有心经营。而在《最小说》中也不断流露出他对小说人物和情节发展的控制感,这种控制是文本之中暗地的角逐,也是文本之外不算低调的宣扬。与之伴随的,是花样不断翻新的《最小说》和声势偌大的“文学之新”大赛,这之后的“控制者”都指向郭敬明。于是,除了作家身份,他还是年轻有为的公司老总,最有影响的青春文学杂志的主编,气魄宏大的文学赛事的主导者……这些身份愈加为他增添光环。

自80后作家群体崛起以来,80后文学或当下青春文学呈现在评论界中的主要形象之一是“青春的忧伤”。现实生活以其飞速发展不断改变着80后乃至全社会的观念。三十一年前改革开放,如今80后开始步入而立之年,80后的主要生活经验恰处于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生活巨变的阶段。80后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是在一元思想体系的教育余波与多元思想并存的社会现实的磨合期,和从想要摆脱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方面的控制到尝试摆脱后发现一切“失控”的局面的自身体验中诞生的。“青春的忧伤”因而在80后文学中突显出来。

在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陆续走红和“新概念”大赛的摇旗呐喊之下,文学对于青少年由教材、读物和作文变成一种可以用来记录自我成长和思考的可能。不论是怀着“作家梦”,还是仅仅希望通过文字被他人所了解,文学都在80后作家初登场时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从枯燥的分析读解变成“平民化”的权利。如同以往的青春文学大潮一样,文学在短时间内成为很大一部分青少年的寄托,正如通过抒写感伤来排遣青春的迷惘,经由作为“寄托”的切身感受和外界“文学明星”的熙攘,文学逐渐成为一种“可以企及的梦想”,成为看似最便捷的逃离迷惘的途径——与其在迷惘中忧伤,不如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作家——这是市场不断给青少年制造的暗示,它推动了有利于书商们的文学消费的复兴,也顺应了时代赋予文学作为梦想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