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官方网站 >> 资讯 >> 文艺评论 >> 新闻 >> 查看资讯

张大春与“类型小说救星”

　张大春:当代优秀华语小说家，1957年生，山东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曾以“大头春”的名字出版系列小说（《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我妹妹》、《野孩子》），另著有小说《鸡翎图》、《公寓导游》、《四喜忧国》、《大说谎家》、《欢喜贼》、《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春灯公子》、《战夏阳》等，京剧剧本《水浒108》，文学理论《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

　　《城邦暴力团》：武侠小说的拯救之作

　　台湾头牌小说家张大春，近来忽然成为媒体力推的一个热点。张大春近年在内地出的书不少：谈理论的《小说稗类》，讲汉字的《认识几个字》，写世象的短篇小说集《四喜忧国》，写家世的《聆听父亲》……但最引起媒体兴奋的，还是最新引进的长篇小说《城邦暴力团》。

　　《城邦暴力团》是部奇书，以近乎武侠的风格演绎台湾五十年都市地下帮会的传奇，兼带了讽喻社会。不过，小说的笔法却又比较独特，有戏拟的成分。开篇的叙事风格很像村上春树，讲一个叫“张大春”的学生大学假期不愿回家，与学生公寓里的外籍同学混迹一起，却又因为脚臭被管宿舍的缅甸同学请到另外的空房，扯出看闲书、逛书店偶遇奇人。后来又在一次活动中与《胡雪岩》作者、历史小说大师高阳结为忘年交；再后来高阳去世，遗赠给“张大春”一个包裹，内有“七本书和一叠半影印、半手写的文稿”，基本都是关于旧中国地下帮会的一些史料，张由此步入一个神奇的“地下王国”，叙事文风也开始渐变成都市武侠的路子。

　　看到有评论和报道里说《城》书可以被称为“中国地下社会总史”；内地学者陈思和则说它是“以庙堂、江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叙事穿插其间的一部漕帮史，造成了历史的云障雾遮，似真似幻，欲罢不能”；“卫斯理”之父、香港畅销小说家倪匡则赞该书为“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作者张大春自己对后者的界定似乎也认可：“大多数人谈武侠小说时都会是觉得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想到可以写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武侠小说没有一个应该的样子，它可以有各种样式。武侠小说这一概念如果越模糊，它的世界就更大”；“（除了金庸）难道武侠小说就没有另外的可能性了？我就设想：如何保留武侠小说的种种元素，再让它产生新的活力，加入新的细节”……至此，由前先锋作家张大春完成的都市武侠巨著《城邦暴力团》，成为新世纪以来武侠小说式微中的拯救之作，似乎已成为该书粉丝与媒体的某种共识。张大春自己，也俨然成了媒体眼中“武戏”这一类型小说的救星。

　　当后现代技巧“投靠”畅销小说

　　依传统的武侠小说风格，或是近现代华语小说的描写习惯来评判，《城》书都不是一部难看的小说。甚至从内容的趣味和题材的新奇上讲，《城》书都是华语当代小说中非常独特的一部。不过张大春并不是第一个在金庸之后，试图从“现代都市”这个题材开辟武侠新局面的小说家；他之前的两位分别是古龙和温瑞安，都有着“先锋派”或“诗人”的底子，后来都成了畅销书大家，但他们在“都市武侠”这一块上的实验却失败了。张大春这部大约算是第一次成功。看某篇介绍或采访，说张似乎还要写前传或后传，如果真是如此，那武侠说不定就真将迎来一个特例张大春将成为第一位以成名严肃作家身份进入武侠写作的小说家。

　　不过，不管《城》的市场成功有多大，我都不太认为它将从此拯救已陷入阅读审美疲劳的武侠小说。《城》吸引媒体的地方是它叙事中的武侠元素，但真正抓住读者而又不被读者真正觉察的，恐怕还是它在武侠的外表下，对历史所进行的半真半假的虚构和戏拟这其实也正是张大春所喜欢的意大利畅销小说家艾科的成功经验。国内许多读者因为艾科的学者身份，误把他小说的成功视为后现代严肃文学的业绩，可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后现代写作技巧投靠了畅销小说后出现的自然结果。《城邦暴力团》也有着类似的轨迹，而就目前华语类型小说的整体写作能力而言，这样的作品可遇不可求，一旦因为市场原因进入到复制生产层面，它对其他武侠作者构成的挑战是极大的，复制一旦搞不好，非驴非马，结果会很丑陋。

　　武侠小说式微不可避免

　　武侠小说的命运，不可能因为个把具有才华和高超技巧作者的进入而得到本质改变，因为金庸和古龙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金庸小说沿袭了古典小说“把蒙昧武夫的性情升华为人间大义”的中国式成人童话的写法，这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已成了很愚蠢和说教的事情；古龙的秘诀是把西方现代小说对边缘人性的出色描写，放到古典的情境下，但这在今天更注重娱乐和恶搞的读者看来，恐怕未必比得上《武林外传》式的快乐更即时。而金、古小说真正让普通读者神魂颠倒的核心地方，却是他们对男女之情的描写，后来的天才作者（如温瑞安），主要也就差在了这一层。但这个时代的艺术，制作情感故事的职责，早已不是文学的第一选择，它们已被过继给了影视和流行歌。影视和网络的时代，新的武侠作家再怎么富有才、智，新的武侠故事再怎么把场景变换到当代和都市，在宣泄（或意淫）式快感的提供能力上，文字依然是比不上图像、电脑动画或网络游戏的。这才是关键所在。
　文学作品虽然应该拥有趣味，但拥有趣味是不是就等同于“主动为世人提供娱乐”？这对于一百年来的华语作者来说，基本一直是个没想明白的话题。许多年了，中国的小说家一直因为自身的叙事才华不够，在矫枉过正地喊“小说应该会讲故事”。但“会讲故事”并不等于只讲故事，这恐怕才是华语小说难臻当代小说一流境界的根本。再回到张大春本人，能在多文体探索的路上收获像《城邦暴力团》这样一部成功的类型小说，对写家本人的小说能力来说，可能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对内在精神的发展而言，恐怕就要存疑了尤其是在吃过市场甜头，又误把这种甜头当作读者对精神的表彰的前提下。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个实力作家都可能遭遇到的考验。“类型小说的救星”名头说不定会让作家抵押掉苦心修炼的多年的灵魂！希望我的看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