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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小说:《生于一九九叉》

    作为一个“脸上写满了中国五千年沧桑”的八零后青年(某友人戏谑语)，对此类小说实难有所共鸣。然粗读一遍，却也不无感慨。感慨也仅是感慨，隔膜毕竟存在，有不当之处，俺文责自负。——以上全是废话，请跳过。

　　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当时文艺青年们的文学圣经是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轻》的主旨可用昆德拉引用的一句犹太谚语概括：“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当个人在体制的威压之下没有动弹余地的时候，波兰的两位大文豪哈维尔和昆德拉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哈维尔选择以重碰重，后当选为波兰总统，带领波兰走上民主之路;昆德拉走上了另一条称之为“轻”的路，那便是用调侃取代严肃、用虚无取代沉重、用肉体取代灵魂，让生命轻成一片羽毛，从而逸出集权政治的牢笼，获得个人心灵的解放。当然，昆德拉最后也发现，得救之道也并不是“轻”，因为这“轻”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然而得救之道在哪里?昆德拉没有给出答案，他给出的只是一种可能，以及可能性背后的思考。

　　在这里之所以大扯一通昆德拉的《轻》，是因为在《生于一九九叉》这本书上，我同样看到了一种“轻”的质地。在如今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也许所有的东西都带着一种轻的质地，然而大多数的轻，都掺有浮躁、功利、造作、矫情等等杂质，而在《九叉》上面，我看到了一种纯粹的轻。——正是因为这纯粹，我才敢将这两本显然并非同一重量级的小说放在一起言说。

　　读《九叉》，就是在听一个特别能贫的十几岁小女子在耍贫嘴，又或者是在听单口相声，一不小心就笑得肚子抽筋、口吐白沫。——事实上当下北京作家群中，大都有这种“贫”的本事，如时下风靡的冯唐。而《九叉》之可喜，在于作者顾异没有硬往这个“贫”里面塞进一些东西，她只是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小心思、小欢喜、小理想、小纯情、小期待，就像是对镜开屏的孔雀，一心一意地绽放着自己的光彩，并且只给自己看。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才显得那么纯粹，纯粹得近乎透明，从而具有了某种水晶般的质地。

　　仅从这方面而言，这部书还是值得推荐的，我可以保证它较之于当下图书市场的绝大部分书都有价值——因为它最起码可以让你笑，最起码不会让你掏了钱之后还要骂一句“这个作者真傻比”，最起码它不会跟你絮絮叨叨那些完全正确然而一无是处的“人生哲理”。

　　然而，如果从显然不恰当的更高标准来看这部小说，就是因为它“轻”得如此纯粹，因而它成了无根的飘萍，缺乏更为稳固的根基，因而大概只能成为一本消遣读物。

　　在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我个人更欣赏哈维尔那种负重前行的坚韧，而对昆德拉的轻逸颇有微词(特别是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引入昆德拉的轻，实际上很容易让人忽略轻后面的沉重，而将这轻改造成逃避现实的借口)。不过从更抽象的层面而言，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昆德拉对轻的论述，实际上已经深入到了时代乃至人类处境的核心。简而言之，昆德拉所面对的，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面对的苦难世界、与卡夫卡所面对的变形世界、与加缪所面对的荒诞世界一脉相承，都涉及到个体和社会之间的根本性冲突。个体面对监狱般的社会(福柯对“监狱”有精当论述)应该如何自处?这就是昆德拉所提出的问题，所力图解决的问题，即便他的解决方式并不完满(事实上也不可能完满)，仅就其提出和面对这个问题的勇气而言，也是值得敬佩的。

　　因为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轻》才能变得厚重，才会成就不朽。

　　《九叉》在这方面的遗憾是理所当然的。在我看来，《九叉》的主体场景虽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大学生活，然而现实在书中却仅仅是道具，用以装饰、点缀或者建构作者理想中的梦境、想象中的童话。书中的那些人物也许是活生生的人物，然而整体来看书中的世界，却没有深厚的现实的根基。

　　我承认，上面的批评确实是吹毛求疵，或者说勉其所难，特别是用《轻》的标准来评判《九叉》，对后者显然有失公允。不公平就不公平吧，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某个人得到了公平就是对其他所有人的不公平。希望作者将来能写出一部可以和《轻》公平对决的小说，这个希望虽然高远，然而也不无实现的可能。那就让上帝笑去，让我们继续思考并希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