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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峰塔下张爱玲 “回旋”和“衍生”的美学

    张爱玲研究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显学。近年随着旧作不断出土，张的文名与时俱进，各种相关著作也层出不穷。但其中有一个面向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探讨：那就是张爱玲一生不断重写、删改旧作的倾向。她跨越不同文类，兼用中英双语，就特定的题材再三琢磨，几乎到了乐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现出一种重复、回旋、衍生的冲动，形成张爱玲创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2009年，张爱玲的两部英文小说《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经》(The Book of Change)重被发现，经过整理，于2010年问世。这两部小说皆写于张爱玲初抵美国的50年代中后期。两部小说都有浓郁自传色彩，也为张爱玲反复改写与双语书写之美学提供了最佳范例。张爱玲对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现无时或已；从散文到小说到图像、从自传式的喁喁私语到戏剧化的昭告天下、从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尝试。正是在这两部新发现的英文小说中，我们得以一窥她种种书写（和重写）间的关联。
　　20世纪文学的典范以革命和启蒙是尚。严守这一典范的作家和批评家自然不会认同张爱玲的创作意念和实践。但我以为她的写作其实是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方式体现历史的复杂面，也为我们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察，提出发人深醒的观点。


　　一


　　1938年，上海的英文报纸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十八岁的中国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描述自己在一个衰败的贵族之家成长的点滴，她与父亲和继母的紧张关系，以及曾被父亲禁闭在家中一个空屋里的经历。其间她患了伤寒，因为没有及时用药而几乎送命，最后她在奶妈的帮助下得以逃脱。
　　这篇文章是张爱玲初试啼声之作，也预告了20世纪中国天才女作家的登场。历史的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张爱玲未来写作生涯中挥之不去的主题已然在此出现：颓靡的家族关系、充满创伤的童年记忆以及对艳异风格的迷恋等。这篇英文文章同时也预示张爱玲穿梭于双语之间的写作习惯。“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发表六年以后有了中文版本《私语》（1944）。同一时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无忌》也有所印证。到了1950年代后期，这些文字统统化为了她的英文小说《易经》的素材。
　　《雷峰塔》原是《易经》的第一部分，后来却被张爱玲取出独立成书。在撰写英文《易经》的过程中，张已经开始构思写作它的中文版。这便是张1976年大致完成、却积延不发的《小团圆》。此书迟至2009年方才出版。
　　从散文到小说、从自传性的“流言”到戏剧化的告白，穿梭于中英文之间的张爱玲几乎用整个一生反复讲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复书写与双语书写的美学而言，这远非唯一例证。从《十八春》（1950）到《半生缘》（1968），从英文的“Stale Mates: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遗事》（1958），都是如此。我已在别处讨论过张爱玲的英文小说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个分身：1943年张创作了中篇小说《金锁记》，50年代将其翻译为英文，并在1956年扩充为长篇小说Pink Tears。Pink Tears经过60年代的多次重写，最后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 的面貌问世。同时，她又将The Rouge of the North题为《怨女》，译回了中文。就这样，在二十四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用两种语言至少写了六遍《金锁记》。
　　对于张爱玲来说，重写既是袪魅的仪式，也是难以摆脱的诅咒。尽管写实／现实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形式，张爱玲穿越修辞、文类以及语言界限的重复书写却孕育出一种特殊的创作观。她的写作不求“重现”而只是“揣摩”过往经验；它深入记忆的洞穴，每下一层甬道，就投下不一样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过写作，记忆转化为技艺：藉由回忆，过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组的可能，并浮现种种耐人寻味的形式。书写与重写是探索性的艺术。追忆似水年华并非只是宣泄和耽溺，新的、创造性的欢愉（和痛苦）也随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