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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白鹿原》背后的人生

茶几上摆着几张与张雨绮的合照，陈忠实解释说，是电影《白鹿原》剧组送来的。

    半个多月前，他去剧组探班，跟几个主要演员聊天，张雨绮不在。后来，张雨绮托人找到他的电话，请他帮忙讲讲田小娥这个人物。陈忠实觉得，这是原著作者的责任，于是就跟她吃了个饭。

    陈忠实没有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别人改的本子，他也还没有看到定稿。“改得好我欢迎，改的蹩脚，我也不说啥。”

    和千千万万的传统文人一样，他也有特别看重的东西。当《中国周刊》记者跟陈忠实聊起他对《白鹿原》的那次修改，以及外界对此事的误解，陈忠实竟突然变得激动起来，眼睛瞪得溜圆，半弓着的腰也一下绷直了，“哎呀呀，那两句话还保留着，人物的性格也没有改变，只是在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地方做了一些调整，咋就涉及谁骨头硬、谁骨头软哩？”

修订本风波

    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作家陈忠实所有作品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一部。但《白鹿原》给陈忠实带来的，也不是单纯的荣誉。

    1997年12月19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已经发表了四年多的《白鹿原》摘得桂冠。但与另外三部获奖长篇不同，这部小说后面特别标明了“修订本”三个字，一时间，引发了众多读者影影绰绰的联想。

    第二年3月，曾经担任《白鹿原》终审编辑的何启治，专门就此撰写文章披露背后隐情：“《白鹿原》自1993年面世以来，固然是好评如潮，深受各个层次读者的青睐，但确实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尖锐的责难和简单的行政干预。”

    根据何启治的文章，《文艺报》1997年12月25日曾有报道，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对这部小说做出了如下修订意见，“作品中儒家文化的体现者朱先生这个人物关于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评说，以及与此有关的若干描写可能引出误解，应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廓清。另外，一些与表现思想主题无关的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加以删改。”在随后的评议过程中，评委会主持人打电话给陈忠实，向他传达了上面的修订意见。

    “借作品再版的机会，陈忠实又一次躲到西安市郊一个安静的地方，平心静气地对书稿进行修订：一些与情节和人物性格刻画没多大关系的、较直露的性行为的描写被删去了，政治上可能引起误读的几个地方或者删除，或者加上了倾向性较鲜明的文字……”

    尽管何启治在文中一再强调“牡丹终究是牡丹”，“修订过的《白鹿原》不过是去掉了枝叶上的一点瑕疵，而牡丹的华贵、价值和富丽却丝毫无损”，坊间还是有文学青年认为“陈忠实骨头软”。

    2007年8月出版的《当代》杂志，曾以“老周对话小王”形式刊发《文坛往事》一文，里面就通过“小王”之口，批评陈忠实“为了一个茅盾文学奖就卑躬屈膝，与《白鹿原》里面体现的经典气质不符”。

    对于这一段“公案”，作为当事人的陈忠实，并不太愿意敞开谈。他先是跟《中国周刊》记者态度平和、一五一十地解释“翻鏊子”说法的来龙去脉；接着很自然地过渡到自己的观点，并且反复强调“文中人物的观点并不代表作家本人的立场”，“朱先生并不是陈忠实”，“小说里还有一些国民党或土匪出身的人物，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是共匪，你能说这也是陈忠实的看法么？”越到后来，语速越快，语调越高；最后说到有关“骨头软”的问题时，明显地带有怒气在里边。

    《中国周刊》记者问他，当初在做那些修改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并不太情愿？陈忠实答，“不能这样说，不情愿怎么可能接受人家意见呢？调整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不接受是不可能作调整的。”

    “什么人对这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具体情况我不知道，当时负责评奖的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能理解。我相信，一个好作品暂时不被理解，最后一定会被理解的。我的心一直都很平静，照常做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因为我经历过十七年的阶级斗争，从‘文革’前的极‘左’，到‘文革’时的更‘左’。你想，这些都经历过了，几句批评的话，我还不能接受吗？这不是说我超脱，而是心里已经有很多承受。”

    他这样一字一句地兀自说着。直到切换到另外的话题，情绪才稍稍平复，但还不忘提醒：“多少年前的事情，都成了是非话了，再翻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让人家讨厌。希望你不要在这上面做太多纠缠。”

“冷娃”陈忠实

    其实，陈忠实的骨头不软，在他所工作过的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里，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他“硬气”的传说。用陕西话讲，陈忠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冷娃”。在陕西，“冷娃”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性格上庄敬实诚、不耍滑头，有胆有识，执著、一根筋；做事上不善变通，寡言少语，不好接近，实则面冷心热。

    《小说评论》原杂志主编李星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则小故事：1991年，陕西省酝酿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省委有意让陈忠实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当时他还在乡下老家写《白鹿原》，对此事完全不管不问。后来，上边有人找陈忠实说此事，他就接连两次写信给省委主管领导，说自己正一心写作，不愿意当领导。

    后来，这位领导见到他，说，“忠实，你的信我看了，你还是去吧，省作协安排了另外的同志。”陈忠实再三说，自己留在省作协，也仅只是为了专心写作，绝不是要当领导。弄得那领导有些不悦，有些生硬地跟他说，“这已经是定了的事，你要服从组织决定。”

    陈忠实的犟劲也上来了：“我要不去会不会开除党籍，不让写作？”

    领导沉思了一下说：“那当然不会。”

    陈忠实接过来说，“那就这样，我不去文联，也不在作协担任任何职务！”

    不过，有些宿命性注定逃不掉。两年后，原定陕西省作协主席人选路遥意外病故，陈忠实还是被推到了领导岗位。

    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在《近观陈忠实》里，记录了陈忠实担任省作协主席时的另一则故事：陕西省作家协会毗邻“西安事变”旧址附近，以前曾是国民党高官高桂滋的公馆，陈忠实就任时，已经破旧不堪。为重修办公场所，陈忠实放下文人身段，找省上领导伸手要钱。一名省长约见了他，但却闭口不谈给钱的事儿，只跟陈忠实聊他对某地区一个小戏的看法，从中午11点一直侃到下午1点，后来一看表，挥挥手说要吃饭休息。

    “陈忠实出来后在省长大院冷笑几声，又仰天狂笑几声，对同来的同志说，这省长是个二球、白痴，旧时代的官僚尚且知道尊重文人，这人则连为官做人最起码的常识都不懂，而且还在我们面前卖弄他那点可怜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