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价值选择的诗意抒写

    白少玉

 我常把读过的小说简单地分为两种,一种是看过就忘的,一种是读过后还能令人掩卷思索的。

黄伟华的长篇新著《旭日云飘》就属于后一种。在这部以当代青年的爱情追寻和事业奋斗为主线的小说中,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黑格尔式的悲剧处境,提出了一个有关人生的根本问题: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什么样的人生才是真正幸福的人生。

  时下许多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往往有意无意地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价值观: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事业的成功,而事业成功的标志就是从无钱人成为有钱人,从底层社会进入上流社会。一旦达到这样的目标,人生也就功德圆满,作品也就欣然结束。

  不能否认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成功,因为它毕竟包含着事业的追求,浸透着创业者对生命的向往,因此它也可以带来生命的大欢悦。但伟华显然不认同这样的价值观,他的小说对这种价值观提出了质疑和反思。

  周湘君和丁鹏这一对相亲相爱的年轻人,在追求人生幸福的道路上,遇到过许多外在的压力和阻扰,例如地域观念的歧视,丁鹏父亲的斥骂,爷爷和伯母对他们与父母分家的不解与规劝,等等,但这些都被他们一一克服和化解。导致他们分手的不是这些外在因素,而是他们自身的矛盾。

  湘君和丁鹏的矛盾,是通过爱情与事业的矛盾体现出来的人生价值取向的矛盾。一个要活出现实人生,一个要活出精神境界,他们的追求都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这两种合理性碰到一起,却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这正如黑格尔论悲剧冲突时所说:“在这样一种冲突里,对立的双方,就其本身而言,都是合理的,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双方只能把自己的目的和性格的肯定的内容,作为对另一个同样合理的力量的否定和损害予以实现……”依据黑格尔的观点,这种以否定对方的合理性来证明自身合理,从而引发对立双方冲突的“合理性”,必定是片面的合理性。湘君一往情深,不同流俗,但在感情上表现出较多的依附性,渴望更多的呵护,个体的独立性不足。她在小说中流下的许多眼泪,使人联想起还泪的绛珠仙子林黛玉,这正体现了其柔弱的一面。丁鹏的创业,从主体意识的角度看,也具有双重性。丁鹏既为事业奋斗又被事业奴役,既是自己事业的主人,又是自己事业的奴仆,原因在于他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创业等同了整个人生。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只有超越、克服了他们各自的片面性,才能获得绝对真理、永恒正义的胜利,达到人生的理想境界。

  但作者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他明显地更倾向于湘君的人生取向。这也许是因为湘君的价值选择更具精神性,与伟华心有戚戚。这种价值选择直接影响了作品的风格,使作品具有浓郁的理想化、诗意化色彩。

  我注意到,作品的矛盾冲突具有内在化的特点,作者对矛盾冲突的处理,有意采取了淡化、柔化方式,不张扬,不扩展,及时化解。这正是作品诗意化特征的突出表现。湘君在很多问题上表现出的隐忍、宽容,她得到的许多人的热心帮助,她的对立面或沉默、或回避、或幡然醒悟的态度,都使得很多可能引起麻烦后果的矛盾相对顺利化解,较少一波三折的艰难曲折过程。例如丁鹏父亲的谩骂、冷语,丁鹏爷爷、伯母等陪伴湘君与丁鹏父亲的家庭饭局,湘君父母与丁鹏母亲的会见,丁鹏多次因忙于创业而失约,等等,都是可以展开来写的冲突,伟华却戛然而止。他采取的写作策略之一,是先让这些矛盾在湘君内心化解,把外在矛盾内在化,然后由内而外地化解矛盾。此种写法,与一般小说很不相同,但别有韵味。作品中最根本的冲突——人生价值观的冲突,多半表现为无冲突的冲突,因为它更少外在动作。虽然小说中也写到湘君和丁鹏的争吵,甚至结尾部分因为湘君不小心打破了丁鹏心爱的花瓶而使外在冲突升级,但两人真正的冲突是根植于主人公的心灵深处,尤其发生在湘君的精神世界。是湘君觉得自己的精神世界已经无法与丁鹏应和,所以更多的时候,矛盾冲突是通过湘君的自我哀怨、向闺蜜的倾述、以购物来作情绪发泄,冷静的自我反思等等表现出来,而并非是与丁鹏的外在争论。以致丁鹏感觉夫妻关系还很和谐,即使有矛盾也可以通过好言安慰来解决,一直没有弄明白他和湘君的真正分歧所在。

  小说的诗意化还表现在作者更多的是向读者展示美——爱情之美、青春之美,因此作品也没有写特别坏的人物。即使是最令人讨厌的宋姑丈,也只是有好色之病,并非大奸大恶、阴险狡诈之徒。这也是和时下大量写社会阴暗面,揭示世道人心险恶的作品路数不同的。

  我之所以说作者明显地更倾向于湘君的人生取向,是因为整部小说的视角,是以周湘君的视角为基点的,以致湘君的视角几乎可以视为作者的视角。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窥见作者的人生选择。湘君希图超越世俗,爱情与事业共赢,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具有理想色彩,作家把同情和理解赋予了湘君。

  但问题也在这里。黑格尔似的悲剧处境,本来是一道难解之题,带着沉重的人生负荷,可以引发人们无尽的思索。伟华却予以了明确的价值判断,似乎轻松了一点。我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