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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中国文学处在前所未有的“低度”

 

    始于作家王蒙的“最好论”，继之以北大教授陈晓明的“高度说”，此二者言论迥异于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评价，掀起了轩然大波。对此，北师大教授张柠以“垃圾”、“黄金”作喻条分缕析，清华教授肖鹰则直斥二人为“唱盛党”……自10月24日以来，每周六本版陆续发表从名家到普通读者关于中国文学评价问题的不同意见，争议纷纭。究竟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今天本版特别发表著名学者林贤治专访———

　　现在还缺乏“最好”的许多因素

　　羊城晚报：最近，北大教授陈晓明提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著名作家王蒙也认为“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你怎样看待他们的观点？

　　林贤治：我认为，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度！

　　羊城晚报：为什么？

　　林贤治：形成一个时代的文学有很多因素：

　　第一，文化的、精神的遗传基因。一百年前，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帝制国家，我们读到的文章还是文言文。你想想看，这样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怎么可能在一个短时段里消化掉！何况要消化它，必须坚持现代的一套，我们必须谦虚地接受现代性、普世性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排拒它。从文化遗传的角度看中国作家的政治文化修养，看他们的知识结构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道德立场如何，观念怎样？他们跟权力的距离有多远？他们的精神状态如何？他们的文学资源更多地来自哪里……这些都影响着一代作家的素质。

　　第二，多年来，我们并不重视整个人文环境的建设，很长时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以人为本”是近几年才开始提的，很长时间里我们不敢谈“人性”，“人性论”是可怕的帽子。“人道主义”是受批判的。文学是人学，而在讳言人自身的体制下，文学能好吗？几十年都是人为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文学能好到哪里去？

　　第三，我们的作家从小学开始受的是什么教育？看看我们的文学教科书，从小学到大学，是怎么编的？里面有多少真正的经典性作品？古今中外比例如何？从中如何体会“文学性”？以王蒙为例，现在七十多岁，他较早开始写作，但大约从1957年开始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少有二十年的时间，我们国家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现在认为是最优秀的中外作品，那个时候大多被当作“封、资、修”的作品来批判，他在文学资源的接受上是有空缺的，他的有限的西方文学资源只是早期苏联时代的作品。又如青年作家余华，也是很迟才接触认识鲁迅的作品。就是说，一代作家的文学资源是匮缺的、不充足的，所受到的文学训练是非常可疑的。

　　经过数十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是社会文化心理的传承，道德的传承，知识的传承，一方面是创造力的破坏，致使我们整一代作家无论是从道德水准到艺术素质，对人类的爱，悲悯心、道德心，等等，可以说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还有一个体制问题。从1949年以后，我们的文学制度发生了变化，我在贵报发表的《90年：中国文学一瞥》，曾经谈到过几个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我们的出版是垄断的，有着严格的预惩制、后惩制，我们的文学发生是有选择的，文学往往受到严重的行政手段的干预，过去许多“毒草”———后来称是“重放的鲜花”———不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吗？

　　我们要的是“开放”而非“宽松”

　　羊城晚报：但王蒙后来辩解说，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是指作家所处的环境宽松了。

　　林贤治：那是诡辩。近三十年主要是经济改革，许多必要的改革还是滞后的，文艺出版体制基本上没有触及。就是说，我们在期待改革的深化，你把现在说成“最好”，下一步怎么改革呢？改革尚未成功，甚至尚未开始，有何宽松可言？何况，我们要的是“开放”，而不是“宽松”；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要的是“全般”，而不是“一角”。文学是高度还是低度，最关键的一个指标就是看作品的质量，作品的高度。陈晓明为“前所未有的高度”作证时提到两个作品，一是莫言的《丰乳肥臀》，一是贾平凹的《废都》。《废都》是对《金瓶梅》一类中国古典小说的模仿，在写法上没有什么创造性可言。从主体性方面说，更坏的是，他不是站在现代人的性的观念、道德立场去处理人物，而仍然是以一种腐朽的士大夫对女性把玩、猥亵的心态去安排人物、情节和场景。可以说，他为社会所开的药方，比疾病本身的危害更大。而莫言的小说，别的不说，仅就文学语言来说，我以为是十分粗糙的，非常芜杂，砂子特别多。

　　100年来，鲁迅的《阿Q正传》仍然是中国小说的高峰，至今无人逾越；曹禺的《雷雨》、《日出》仍是中国戏剧的最高峰，至今无人逾越；散文方面，有多少作家超越了周氏兄弟？就说诗歌，抗战时期的艾青，四十年代的穆旦，我们超越了？你说现在的中国文学是处于最高点还是最低点？

　　羊城晚报：你对德国汉学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评论持何看法？

　　林贤治：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顾彬的看法。“垃圾”文学只是一个比喻。对于中国文学，如同对待其他事物一样，评价或高或低都很正常。我以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评价，应当实事求是；有一种“问题意识”、“危机意识”总是好的，有利于我们的深入认识。

　　某些作家、学者为何大唱高调？

　　羊城晚报：为什么某些作家、学者在这个时候会大唱高调？

　　林贤治：除去政治目的以外，明显有个人利益的因素在里面，难免不实。马克思主义是讲存在决定意识的。王蒙一度做为“文化班头”，他如何鼓吹，又如何辩解，我们很可以理解。像陈晓明，作为批评家，你看看他近年在报刊上极力鼓吹的是第几流作品？如果说现在的文学不行，那么他的评论价值何在？他说评论中国文学要用“中国的方法”，方法有国族阶级之分吗？我看在当下一大群热闹的批评家当中，陈晓明是操使西方文学理论概念频率最高的一人，在前现代中国操使后现代术语频率最高的一人，怎么今天就突然宣布彻底“中国化”了呢？

　　羊城晚报：许多年前，就有人提出“重写文学史”，你觉得这个提法是必要的吗？

　　林贤治：非常必要。但是，我们看直至目前为止编撰的文学史，大抵面目雷同。要打破这个局面，必须“私人治史”才有可能。

　　要在批评家的遮蔽中“索”出良骥来

　　羊城晚报：你们正在编选“中篇小说金库”系列的目的是什么？

　　林贤治：做这套书的动议，是由花城出版社社长肖建国先生提出来的。现在的作家总是把小说写得越来越长，而出版界只想着赚钱，只想出长篇小说，个别名家才有资格出短篇小说集，出中篇小说薄薄的一本，赚不到钱，许多中篇都没有单行本，这是很遗憾的事。而近三十年来，相对于短篇和长篇来说，中篇小说创作是较为突出的，质量也比较好。

　　从五四到当代选出一批中篇小说，使之保留下来，这样的文化积累是非常必要的。像《中篇小说金库》这样大型的、系统的，而且附加资料带有研究性质的丛书，至今没有出版社做过。

　　羊城晚报：第一辑选目中有一些是属于“问题作家”、“问题作品”，为什么要选入一些被主流文学史边缘化的作家作品？

　　林贤治：你说的“问题作家”、“问题作品”，有问题是因为曾经遭受过批判。实际上，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原本是没有问题的，倒是我们的路线政策出问题了，号称“金棍子”一类批评家出问题了，结果反而将“问题”转嫁到这些再正常不过、甚至是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上，于是成了“问题作家”和“问题作品”。《金库》第一辑有两种这样的作品，即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和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蒋光慈因为写了这样的小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竟被开除出党，可见被称为“左”的思想路线源远流长。早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但是，1949年以后，蒋光慈的这两个小说一直没有出版，在文学史上也得不到恰如其分的评价，这是不公正的。

　　羊城晚报：第一辑还选了薛忆沩的小说，作者好像挺陌生的？

　　林贤治：这个选目并没有完全按照批评家画下的文学地图走。所谓“按图索骥”，我们的地图是小说文本本身。作为选家或文学编辑，必须有自己的发现，要细读，要在批评家的遮蔽中“索”出良骥来。“千里马”往往是无名之马，他们不在马厩里，不是早经圈养起来的，而是在野外。我们得把眼光投向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