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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不应迎合世俗趣味　文学应有社会担当

新时期文学在经过30多年急速发展和“向内转”后，国内一批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又开始意识到“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公共性”问题的重要性。名称虽然换了，但我的理解，依然是强调作家和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这个主题其实古今中外都不乏其声。中国的“文以载道”、“兴、观、群、怨”、“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是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西方的“寓教于乐”以及后来衍生的审美娱乐、社会干预、政治宣传、道德教化、思想启迪、心理平衡等，无不是重视文学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然而，文学发展到今天，大众消费文化风起云涌，价值观念多元共存，文学创作日趋边缘化，不少作家放弃人文立场，迎合世俗生活趣味，丧失了文学应有的精神格调。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文学面临的是社会承担与艺术追求之间的二元选择，那么今天，市场的加入无疑使文学的处境更加复杂，文学的走向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多种力量的角逐。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探索，在喧嚣浮躁的大众写作之后，当文学体验着“不可承受之轻”时，重新呼唤文学的社会担当和艺术坚守，不仅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有着更加长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文学应当承担起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巨变的现实使命。毋庸讳言，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历史悸动和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穿越过五千年历史隧道的古老中国，奋斗探索了60年的新中国和在改革开放大道上奋然前行了30多年的伟大人民，都重新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面对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文学是应当而且有能力有责任摹写和反映这一伟大实践的。生活就像一个浩淼无涯、变幻万端的海洋，这里是历史与未来的衔接，有漠野与都市并存，亦有心灵与实际碰撞，暖流与寒流交锋……从总体上说，文学应该并且能够担负起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地反映这种现实生活的责任，否则，文学将是单调而苍白的。它接受了生活的厚赠，也给生活以报答。文学与生活都在这种壮观的精神喷涌中汲取了对方的诗情。

    其次，文学应当引领人们更高尚更高雅的精神生活。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精神生活单调，娱乐方式单一，无法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的话，那么在互联网日渐成为家庭消费的今天，情况就复杂多了，各种音乐﹑影视作品、电子游戏“乱花渐欲迷人眼”，在这样价值多元、利益多元、精神生活多元、娱乐方式多元的情势下，去精英化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能性，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一些文学作品也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快餐文化的一部分，而真正关注时代命运并且引起强烈反响的作品寥若晨星。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更应该发挥它的传统优势，振动它高洁的翅膀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

    再次，文学应当在呼唤社会正义、公平、人文关怀方面起导向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体制在转变，利益格局在调整，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发展差别大。人们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格局，一时的心理失衡亦在所难免。在此情势下，文学作为调节大众心理的精神产品对抚慰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历史上，在中华民族经历磨难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作家和文学总是站在时代前沿，站在人民中间。民族危难让作家和诗人迸发出创作的激情，那些深沉厚重的作品将承载着整个民族的意志与希望，成为历史最好的见证，成为告慰逝者、激励生者最好的方式，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绚丽的一笔。

    当其时也，我们的作家更应当站在人民的立场，真正优秀的文学，应该是所处时代人民大众的代言人，他的声音应该是时代和人民的呼声。19世纪俄国文艺评论家杜波罗留波夫说过：“公众要艺术家喊出他们自己现实要喊的声音。”

    文学意味着担当与责任，因为担当与责任，伟大的作品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时代是文学的催化剂，伟大的文学，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和世界面前往往表现出雄浑博大的整合的力量。伟大的文学，那些在众多苦难的时代使人类的精神前行的文学，必定面对生活、历史和命运中真实的难题，承担起接受时代精神挑战的重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