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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不是“人干的活”

何镇邦

　　如果从《萌芽》1959年第3期发表我的第一篇评论文字算起，到现在即将付梓的《文学的新世纪》，我从事文学评论工作已有半个世纪的岁月。编完这部评论集，回想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从事文学评论工作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

　　文学评论同文学创作同为文学事业的两翼，互相依存，缺一不可。然而，作为一门独立的文学的行当，文学评论最可贵的还是独立的精神，一个真正的文学评论家孜孜以求的也是维护这种可贵的独立精神。话是这么说，做起来难度就大了。早先威胁这种评论独立性的大多来自政治上的干预，现在的就多了，不仅有来自政治的干预，也有来自经济上的干预和小团体、某地区利益的干预。简直让评论家无所适从。人们习惯于对评论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指摘，却很少为评论家当下的尴尬处境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在我近年来从事文学评论中，为了维护文学评论的独立和自由付出了不少人们所不知晓的代价。或者说，遭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这里略举数例。2002年夏天，在广东东莞市桥头镇举办一部长篇小说研讨会，这部小说是广州军区的一位专业作家同当地的一位干部合作的，篇幅达百余万字，我应邀赴会。因为我在会上的发言对此作品的评价没有达到他们想达到的高度，而是在肯定了种种优长之处后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作者与会议主办者感到不快，居然在报去程的全票机票时打了七折，而且对我置之不理。最后还是我的学生找朋友送我到广州白云机场，让我感到好尴尬！

　　2004年夏天，《羊城晚报》记者电话采访我，让我谈谈对广东文学创作的看法，也是由于讲了真话，对广东文学创作在肯定的前提下有所批评，惹怒了广东省作协的个别领导，不仅开会声讨我，还在报上发文章威胁我要到法院告我，并采取各种手段对我进行“封杀”！在北京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也要求只讲好话，不许批评。有一次，山东一位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在京举行一部长篇新作研讨会，我应邀参加，就因为不同意会上有些人无原则的吹捧，说了几句指出该作某些缺陷的真话，惹得一些人不爽。到后来我一参加作品研讨会，就有会议的操办者或关心我的朋友堵在会场的门口忠告我不要再批评人家，以免闹得不快。

　　读者诸君，你们说这文学评论还是人干的活吗！文学评论不能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能独立，自由地进行科学的阐释与评价，而只能一味地说好话，按照作家或者某些文化官员的意图上到他们所达到的高度，以便得到他们想拿到的奖项；文学评论家只能沦为他们达到这些目的而进行摇旗呐喊、擂鼓助威的帮闲。这样的文学评论，还有什么科学公正可言！当这样的文学评论家，还有什么意义！

　　按当下的时尚，往往把文学评论的价值与权威同评论作者的地位与权威挂钩，也就是说，不是从评论文章或评论作者本身的水平去决定它的价值，而是看作者的身份、官阶和权力大小去决定它的价值和位置。这也是文学界或者说评论界的一种不正之风。十年前，中国作协的一位党组书记，身居高位，对文学却一窍不通，可是凭着他的地位和权力却对中外古今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胡评一番，成了一位一言九鼎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这可能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个案。相反，我们一些以文学评论为业，干了半个世纪文学评论工作的专业评论家，却人微言轻，路子被挤得越走越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