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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剧场：“冬眠”待何时(组图)

　

朝阳文化馆非非戏剧节开幕式演出现场。

　　今年上半年，北京平均每天有36.2场各类演出，而这只是近年来北京演出市场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阶段性成绩。从2005年至2008年，北京全年演出场次从6600场增长到13232场，观众人次从400多万增长到809万，演出收入从4亿元增长到6.27亿元，收入超过上海位居全国之首。

　　然而，相对火爆的演出市场,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剧场，却显得滞后。统计显示，北京目前有80多个剧场，每年1万多场演出大部分由其中不足30个主要剧场承担，其余50多个剧场、影剧院、礼堂则演出少或者根本没有演出，处于长期闲置状态。

　　旺盛的演出需求期待盘活这一“沉睡”的资源，但能否如愿？

　　现状：

　　剧场两端，一边闲置一边难觅

　　需求方：为找剧场踏破铁鞋

　　今年2月，由刘恒、邹静之、万方三位著名编剧组成的龙马社开局大戏《操场》在一片赞扬声中落幕。然而，因为剧场档期有限，只演了16场，200万元的投资到头来赔了80万元。切肤之痛让邹静之决定找一个能够长期租用的剧场，可找了几个月，他连一处能改造成剧场的废弃厂房或锅炉房都没找到。

　　名人找剧场难，小剧团更不易。注册在宣武区的学明艺术团擅长柔术滚灯、赛活驴等天桥民俗表演，这些年已积聚起市场人气。可每在一处刚刚打响旗号，便因各种原因无法续约，演出场所被迫一年一换……断档最严重的2008年，拥有百十号演员的艺术团不得不停演一年，辞掉了30多人。

　　面对火爆的演出市场,剧场几成“稀缺资源”。且不说国家大剧院、保利剧院、首都剧场等一线剧场的档期早被国内外各大院团排满，就连东方先锋剧场、朝阳9剧场等后起的小型主题话剧剧场，租约也排到了明年。

　　供给方：守着剧场少有演出

　　与急迫寻找演出场地的剧团比，不少剧场却长期闲置。

　　记者发现，一些建成之初被媒体大加宣传的剧场，近几年都没了声息。如安徒生剧场、金帆音乐厅、北京剧院、红塔礼堂，国图音乐厅、青年宫影剧院、还有一些单位俱乐部……尽管地理位置还算优越，但已很少有对社会开放的演出了。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具备演出条件的剧场有80多个，其中经常演出的不到30个。1000多个隶属各企事业单位的内部礼堂，由于归属所限基本不组织商演，有的甚至改作他用。

　　“座位少”、“设备老化”、“周边道路窄无法停车”、“等待升级改造”……不少剧场都有自己闲置的理由。

　　辩论： “待字闺中”，是理由还是借口

　　观点一：

　　主管单位不缺钱，面向社会没义务

　　目前，很多剧场、礼堂都隶属于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在主管方看来，它们是满足单位职工业余文化生活需要的设施，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的义务。北京造币厂下辖的鑫融剧院就是其中之一。

　　位于南二环白纸坊桥附近的鑫融剧院，前身是白纸坊礼堂。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与北京印钞厂投资5000万元将其翻建成多功能的现代剧院，并对外营业。红火时一年上交利润可观。但长期对外演出挤占了职工看电影的场地和时间，职工有意见。于是造币厂决定剧院所有运营成本和人员工资由厂里负责，剧院不再对外承租。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些部委、企事业单位所属剧院有能力举办大中型演出，但现在除了放电影，提供会议用地外，基本没有对社会开放的演出。一位剧院负责人坦言，既使不搞经营活动，剧院日常费用上级也会划拨。

　　剧场是公共资源，应有社会承担

　　“剧场归单位内部专用，不指望赚钱。”这是一些闲置剧场主管方的观点。对此，演出界一些人士认为：“兴建剧场、礼堂，最终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应当属于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没有理由不为社会广大民众服务。”

　　何况，建剧场耗资巨大，长期闲置又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李龙吟算过一笔账，以每个剧场平均作价1000万元计算，北京仅剧场和礼堂闲置造成国有资产浪费金额就高达100多亿元。

　　有些评论家指出，文化体制改革首先应该明确文化设施功能。不将剧场置于经济社会大背景下通盘考量，建立考核机制，剧场既使不闲置，也容易蜕变成简单的赚钱工具。

　　某著名演出公司曾看中市内一家俱乐部的剧场，但设备老化，需投资1000万元进行改造。考虑再三，演出公司决定承担费用，不料对方开价：在不负担水、电、人员等任何运营成本的情况下，每年要征收300万元的纯利。理由是，“如果不出租，俱乐部每年零打碎敲也能挣够300万元。”

　　市场运作求得是双赢，现在合作没开始，演出公司就要背上一年几百万元的包袱！他们只好打退堂鼓。公司觉得：长期以来没人考核剧场投身公益事业的利用情况。作为事业单位，一些剧场习惯过没有压力的日子,他们对演出需求不关心，在意的是能不能赚大钱。

　　观点二：

　　机会成本高，场租难降价

　　客观地说，闲置剧场中也有愿意长期出租的，但场租高，会令人望而却步。

　　据了解，根据剧场不同情况，一般1000个坐席的剧场全天场租六千元到三四万元不等。如果只租晚上的演出时段，也便宜不了多少。即使租得起，剧场通常不负责招揽客源，运营成本也由承租者承担。苦心经营低票价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李金斗曾向记者抱怨：“凭什么要我们这么多的钱？场租这么高，演出票价能降下来吗？普通人还怎么听相声？”

　　一位剧场经理告诉记者，现在大部分剧场都兼作电影院。逢进口大片上演时，分账后一天的票房收入可达上万元，而且夜场票房更丰厚。平时靠房产出租、会议场地出租、出售小商品、开网吧、办歌厅，剧场足够养活自己。仅会议出租一项，一天收入少则几千，多则过万。如果把场地租给演出团体，这些收入都没了。机会成本这么高，谁愿意降低场租？

　　场租诚重要，责任价更高

　　北京现代舞团艺术总监张长城为寻找剧场伤透脑筋。历经周折，他最终整体承租了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院，眼下正着力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具有剧场及原创地综合功能的艺术中心。他认为：“发展文化产业，剧场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一味提高房租的房东式经营思路，实际上是剧场忘记了自己在整个演出市场中的职责。作为文化产业链上重要的一环，剧场应当承担一部分培育市场，培育新人的功能。”

　　东方先锋剧场总经理傅维伯告诉那些前来咨询的外地剧场建设者：建一个剧场如果只讲项目投资不讲文化投资，那么剧场就徒有虚名。而真正意义上的剧场，应该，也必须拿出场次、时间，和演出界一起培养创作人才、演出人才和导演人才。在他看来：“剧场建而不用或不发挥功能，还不如盖个仓库！”

　　观点三：

　　有心参与演出，无奈缺人缺经验

　　面对红火的演出市场，并非所有的剧场都“自甘寂寞”。

　　1989年，地质礼堂作为国务院机关后勤改革的试点，成为全国第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中央部委礼堂。初期，礼堂主攻电影市场，但随着近年电影市场的迅猛发展，位于西四羊肉胡同里的地质礼堂渐渐失去了优势，于是便向演出市场寻找突破口。

　　但当机会纷纷找上门来的时候，礼堂负责人看着面前厚厚一摞来自各演出公司的项目报告，却有些茫然：“说实话，我们都不是干演出的，对这个领域特别陌生，不知怎么搞才好。”

　　比地质礼堂处境稍好的是北京剧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成时，它是一个建筑声场可在0.8至1.2之间调节的剧场，这在当时十分先进,曾一度成为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录制电视歌舞晚会的常用地点。最风光时，先后举办过民乐百场演出、“让艺术走进生活”高雅艺术普及、日本四季剧团音乐剧《美女与野兽》、“流行音乐厅”系列演出等丰富多彩的品牌演出活动。著名指挥李德伦、著名歌手刘德华、韦唯、毛阿敏等都光顾过这里。

　　但举办了这么多场演出，作为组织者，从未当过演出商的北京剧院却没赚到多少钱。想起当时为邀请演出团体、改善剧院环境、组织门票销售花费的精力和财力，剧院至今觉着是“吃力不讨好”。现在，剧院基本上变成了多厅电影院。“没有经验啊，还是放映电影比较简单。”剧院负责人这样说。

　　公开招聘，专业的事请专业的人办

　　“解决剧场经营人才缺乏的问题,可以通过公开招聘的方式。”采访时,一些业内人士建议。他们认为北京这方面有足够的人才资源。

　　京城某著名剧场便通过广纳贤才打开了局面。过去,该剧场的工作人员都由主管单位安排,而且大多是其他部门调整下来的富余人员。为抓住演出市场的大好机遇,盘活剧场,在上级领导支持下，他们一改以往只接受单位冗员的用人套路，转向社会招聘人才。如今，82%的员工来自北大、中戏、传媒大学等名校，或是从其他单位招聘来的专业人才,这些在职工眼里只是“临时工”的外聘人员，在开拓演出市场、提供舞台技术支持等方面显露专业水平,逐渐为这家剧院带来生机。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多家剧场。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依靠人才引进，一些曾经闲置的剧场摆脱了被动局面。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大部分闲置剧场的外聘人员，多从事卫生保洁、停车场管理等工作，这虽能减轻剧院的部分负担，却改变不了剧院的根本命运。他们认为,盘活剧场需要强化经营理念，在调整用人思路上多下工夫。

　　探索： 除了政策扶持，还需要什么

　　据了解，北京市文化局目前正在拟定“北京市剧场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这个“办法”参照此前出台的《北京市文化局支持新建改造多厅影院资金补助办法（试行）》，对利用社会资金投资新建、改建、扩建的不同类型和规模的演艺场所（剧场），将综合参考剧场座位数、建成后的演出业绩等，经专家评审后予以奖励扶持。同时，也在研究、制定有关减免演艺场所（剧场）的房产税的相关政策。

　　对闲置剧场来说，政策扶持将为推动更多的剧场向社会开放起到积极作用。但除了政策，还靠什么?

　　需要勇于开拓的管理者

　　其实，闲置剧场面临的问题，那些在演出市场取得成功的剧场同样遇到过。所不同的，是后者通常拥有一个充满文化理想、敢于开拓进取的领导者以及团队。

　　国家话剧院旗下的东方先锋剧场运营前两年始终赔钱，也一度遭到质疑：“守着东方广场这么好的地段，把整整一层楼拿来做剧场太可惜了。”经理傅维伯则认为：“将这个地方当作歌舞厅肯定更赚钱。但我们得明白，让剧场履行它的功能，是不能放弃的责任。”为了培育市场和人才，东方先锋剧场坚持每年腾出相当一部分档期，以低场租或免场租的形式扶持一些青年导演的作品，如今在市场、业界名利双收。

　　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也满腔抱负，勇于在市场上打拼。他把文化馆房前屋后所有能够利用的空间都改造成了剧场，而且通过为大师提供创作工作室、参与剧目出品、与演出公司签订长期租用协议等方式迅速成长起来。去年，在文化馆9剧场上演的小剧场话剧，占到全市小剧场话剧演出场次的三分之一。

　　掌握市场主动权离不开特色

　　北京相当一部分闲置剧场，是800座以下，甚至500座以下的中小型剧场，舞台的高度和进深有局限。但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演出市场产品丰富，对剧场有不同品位、不同档次的需求。恰恰是这些看似先天不足的剧场,只要改造得更具特色，就能有所作为。

　　8月15日，位于东城区方家胡同46号院的跨界艺术区落成。院子里两个分别为500座和200座的小剧场，是利用原有的企业小礼堂和锅炉房改造的。经营者张长城将整个院子打造得颇具艺术氛围，尽管院里不能停车，硬件比不上其他剧场，但很多业内人士发觉，在众多千篇一律的剧场中，这里氛围独特，很符合当今观众的欣赏口味。

　　另一个例子是崇文区阳平会馆戏楼，是只能容纳300多个座位的小剧场，舞台之小，使很多表演受到限制。但今年4月,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北京旗舰店在此扎根，靠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带“火”了剧场。

　　北京演出协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地区符合舞台技术要求较高的节目演出的剧场不过10家左右，他们认为那些基础条件较好，座位数在800人以上的中型剧场，如果改造时能在舞台技术方面更具超前性，不愁没有用武之地。

　　走“场制合一”，谋“长治久安”

　　作为演出产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剧场正迎来历史性的转折期，只是一些管理者浑然不觉。

　　北京市文化局局长降巩民认为，演出业的发展趋势将以剧场为核心。剧场利用自身资源参与演出市场，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就应该生产剧目，由剧目催生剧目制的剧团，将艺术家的聘用变为项目签约制。可以说，守着剧场就等于守着金饭碗，哪还会闲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