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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60年回忆文艺星光灿烂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17年，是我国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一段岁月，虽经几场风雨，仍是生机盎然。

　　当时表现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居于主流地位，中外古典名著也是应有尽有，它是我们那代人心灵成长的雨露。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后来文艺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更没有想到十年浩劫“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文艺界百花凋零。

　　“文革”前，国人的物质生活虽然匮乏，精神生活倒很丰富，文化和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摆满新华书店，随时可以买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小城春秋》、《敌后武工队》等几十种新作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书籍。从省城到县城各级影院，不断推出国产新片，如《红日》、《红旗谱》、《战上海》、《五朵金花》、《阿诗玛》、《达吉和他的父亲》、《停战以后》等举不胜举，真如雨后春笋。上映的外国影片也是琳琅满目，每年都有几十部，如意大利的《罗马十一点钟》、《警察和小偷》，法国的《没有留下的地址》，英国的《孤星血泪》等等。阿根廷、埃及、印度、日本等国的影片在银幕上也屡见不鲜，如《忠诚》、《大墙后面》、《箱根风云录》、《两亩地》等。上映的苏联影片许多都是根据名著改编的，《战争与和平》、《苦难的历程》、《复活》、《静静的顿河》等拥有众多观众。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影片也使大家感到很新鲜。那时我们中文系也经常给学生放映“教学影片”，基本都是外国原版影片，打中文字幕。我们过团日，有时团支部也组织大家去电影院看外国名片。

　　戏曲和话剧舞台上也是优秀剧目迭出，古今中外名作使观众大饱眼福。歌剧、曲艺、绘画等领域，群星灿烂，是人们喜爱的精神食粮的一部分。哈尔滨话剧院、哈尔滨歌剧院在全国影响很大。歌唱家张权、郭颂、李广仙、于曼珍、王双印、李高柔、周其华等全国有名。京剧演员云燕铭、梁一鸣、张蓉华、韩慧梅等，评剧演员刘小楼、喜彩玲等，于是犹等人的相声和黄枫的山东快书等曲艺节目也都拥有大批观众。一些机关和大中小企业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有的还有业余剧团，每逢周末和节日这些俱乐部也都有自己的演出，许多是职工自编自演的节目。全国一些名剧团和名演员经常到各地巡回演出。我念大学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来哈尔滨演出《蔡文姬》，长影话剧团来哈演出《钗头凤》，还有一些剧团演出的《中锋在黎明前死去》、《伊索》、《仇恨的旋风》等，学校都组织同学们观看演出。这些影剧作品中的一些歌曲如《山楂树》《摇篮曲》《拉兹之歌》《钗头凤》《天涯歌女》等传唱不衰。当时哈尔滨市的和平电影院、亚细亚电影院、兆麟电影院每天都是循环放映，售票口前人头攒动。

　　那时黑龙江省的小说、戏剧、版画、诗歌等创作，出了好多优秀作品。陈沂、严辰、逯斐、骆宾基、巴波、吴越、沙鸥、林予等人的作品在读者中很流行。陈沂的《白山黑水》首先在黑龙江日报副刊上连载。他是解放军少将、总政文化部部长，被打成“右派”后下放黑龙江，曾任双城拖拉机站副站长，“文革”后平反，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林予的《雁飞塞北》畅销全国，文艺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唐因、唐达成也下放我省。一直在省内写作和生活的作家鲁琪、关沫南、刘畅园、潘青、王书怀等，黄益庸等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哈尔滨市刘相如、丛深、中流等许多作家也都拥有一大批读者。晁楣、张祯麒、杜鸿年等一批北大荒版画的开拓者、创作者脱颖而出。

　　当时黑龙江文艺界的繁荣与大量引进外地人才以及发挥老文艺家的作用密不可分。著名京剧演员云燕铭和女花腔歌唱家张权都是省里从北京要来的。张权是美国留学回国的教授被打成“右派”，她丈夫也是著名歌唱家，死在了兴凯湖劳改农场。京剧演员杨秀敏是中央戏剧学校的尖子学生，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的妹妹。省里发现她在兴凯湖农场劳动后，把她调到省里。1964年省戏曲现代戏汇演，我观看了杨秀敏《三少年》的演出，她的表演文武皆能，嗓音清脆甜亮。画家杨角、张晓非，音乐家沙青，剧作家白辛，话剧导演李默林、高兰等人也都是从外省调来的知名人物。白辛创作了话剧《赫哲人的婚礼》，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演遍全国，深受欢迎，可惜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自杀身亡。著名京剧武生王桂林当时是省艺术学校副校长。1964年全省京剧现代戏汇演时，我曾去他家采访。那时他已年过花甲，谈起京剧却兴致勃勃，对京剧的发展充满憧憬，有一股为京剧事业奉献终身的劲头。他居室里的家具和摆设都很陈旧，采访时我的心情有种沉重感。《白毛女》的作曲者之一张鲁当时也在黑龙江省。50年代著名电影《渡江侦察记》的编剧沈默君、《新局长到来之前》的主演李景波等一批“右派”同志也在黑龙江省。当时黑龙江省委和省委宣传部，哈尔滨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领导保护了他们、重用了他们，使他们尽其才、出其力，为黑龙江省文学艺术事业奉献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我省文学研究所也是那时成立的。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彦宾任副所长，其中一些研究人员是从中文系优秀毕业生中选拔的。全国著名传记作家王观泉等同志曾在这里工作。

　　那个时期，在文艺界“左”的影响起起伏伏，一些作品中也有“左”的明显印记，但是还未形成气候，瑕不掩瑜。那是个值得回忆的年代、群星灿烂的年代、值得总结的年代。我和一位老作家在闲谈中，提到这段时期的文艺繁荣，他说这段文艺文化的发展史值得深入研究、值得纪念，否则再过几十年，那些生动活泼的事情就会随着岁月逝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