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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杂文的贪官不是孤例

重庆市渝中区某局办公室主任兼建房办主任徐鸣，利用负责本单位建设项目的机会，15次收受承包商或供货商“好处费”，共计266万元，日前受到检方指控。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贪婪成性的建房办主任曾经是个才子，上世纪90年代经常发表反腐倡廉的杂文，文笔犀利，针砭时弊，很有个性。（12月17日《检察日报》）

    写杂文痛砭腐败的人最终却成了贪官，这事儿确实有些讽刺意味。不过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四川省工商局原局长李太银曾创作过《残阳冬雪》、《梦魇》等反腐小说，被称为反腐作家，他还发明过一个“10-1=0理论”，意思是“一旦用权力的十分之一去谋私，就会丧失全部威信”，可最终不是因替情人谋私致国家巨额财产损失而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了吗？所以说，写杂文时的徐鸣可能是真心的愤世嫉俗，真心的痛恨腐败，可一旦当了官，有了权力，受到诱惑，又会将自己曾经痛骂的一切置于脑后，转而义无反顾地投入腐败的温暖怀抱。

    这样的贪官古已有之，从未绝迹。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清道光四年由颜伯焘跋文、张聪贤铭文的“官箴碑”。碑文是：“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是颜伯焘在任泰安州郡守时偶然在科房破壁中发现并移至衙署的，意在以此碑文为座右铭自警。可还是这个颜伯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任闽浙总督，瞎指挥吃了败仗，后被革职。返乡时家属、仆从、兵役、抬夫浩浩荡荡，竟然多达三千之众，过境漳州时走了整整十天，县里光招待酒席安排了400多桌，只闹得“县中供应实不能支”。阵势如此之大，说他不是贪官也是绝无人相信的。或许，当初刻官箴的颜伯焘也是诚心诚意想立碑自警、见贤思齐的，可随着地位、环境、条件的变化，他的内心世界也在急剧变化，终于将公与廉的箴言抛在了脑后。

    可见，贪官未必有贪婪的基因，而是都有一个堕落的过程，这方面古今一理。一是环境腐蚀力难以抗拒，二是缺乏有效防范官员堕落的体制和机制。人都是在不断学习、不断适应中发展的，读圣贤书时学的是仁义道德，可进官场后接受社会再教育往往却学会了一肚子的男盗女娼。而后者显然更具有现实的坚硬性和诱惑性，足以颠覆前者所造成的影响。在这样一个自甘堕落的过程中，我们的干部管理体制又不能提供一种有效的自我修复和外在制约的机制，而是任由权力诱发的贪婪欲望四处洋溢。于是，所有的官员堕落都按照同样的轨迹头也不回地跌入深渊。

    从颜伯焘到徐鸣，从刻官箴到写杂文，从三千随员到百万贿银，一个个曾经信奉公与廉的官员踏上了同样的腐败不归路，实在是既令人痛恨之极，又令人痛惜不已。   卢荻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