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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的反腐杂文是怎样炼成的

重庆渝中区某局建房办主任徐鸣，利用负责本单位建设项目的机会，15次收受承包商或供货商“好处费”266万元。而徐鸣原来还是个才子，上世纪90年代经常撰写并在报上发表反腐倡廉的杂文，其中两篇优秀杂文还与其他作者的文章一起结集出版。（12月16日《重庆晚报》）

　　不知徐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贪污受贿这个“很有前途的事业”的。我们就暂且把他写反腐杂文的时段跟受贿兴起时作个承接吧，也就是说，徐鸣在写反腐杂文时，是个思想单纯的才子。那时的他有着鲁迅的影子，出于社会良知，出于对世间不公的愤怒，拿起了手中的笔，把怒火投向贪官污吏。

　　徐鸣早年写的一篇杂文《“雅皮士”感觉》：“细细观之，你不难发现，真正进大酒楼、夜总会、买别墅、玩高尔夫的工薪族少得可怜。除少数发了财的个体户外，就是那些靠公款给撑着的隐性大款……”徐鸣当年写这些话时，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也会在多年后为了寻求另一种豪华感觉，而付出了“太高档”的代价。

　　细细品味，这个讽刺意味深长。徐鸣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会隐喻。徐鸣从反贪到涉贪，这样的心路历程，应该算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明朝的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当官后为什么贪污”十分不理解：为什么这些人饱读诗书，以所谓“朝闻道，夕可死”为人生信条，却在当官之后成了“朝获派，夕腐败”。他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但怎么对付这些人他是清楚的，杀！然而，贪官污吏总是杀不绝，即使一再把贪官杀头的法律门槛调低。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有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358人。一个也没少！于是，久而久之，官员腐败最终要了明朝的命。 

　　有学者曾总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无非两种，一是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二是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的确也是，现在的知识分子虽然也喜欢加个“现代”或“后现代”的前缀，但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他们也免不了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