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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法元散文作品研讨会在南昌隆重举行

心灵拷问 真情流淌——关于散文创作的一点感想朱法元 早年在福建莆田当兵的时候，常读到一本刊物，名叫《蒲公英》，为莆田市文联主办，以刊登散文诗歌见多。每读到“入港”处，便不免手痒，也学着写起散文来。记得第一篇送到编辑手里的是《洁白的珊瑚》。编辑姓林，名字已忘却了，约五十开外，疏发，胖脸，鼻梁上架一副扁平的老花镜，看稿时眼皮半盖着，看人时便极力睁起，眼光越过镜架的上框扫将出来，使人觉得慈祥里透出少许滑稽，整个一个和蔼的老头。老头相当热情，细细的为我审稿，又不厌其烦地提出修改意见，未了还郑重地说一番“别泄气，坚持下去，必能成功”的鼓劲话。这么折腾三四个来回后，稿子竟然刊登了。我自是欣喜若狂，忙不迭地告知战友，其中一位“资深”者告诫我说：“你要把《蒲公英》作为摇篮哩，知道不?莆田什么地方?全国散文之乡啊!”我真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心想这个机遇可别错过了，在散文之乡学写散文，不是得天独厚么?从此便拜林编辑为师，一篇接一篇地写将下去。两年后，林编辑又把我介绍给时任《福建文学》总编辑的郭风老，郭也是莆田人，自是十分高兴，对我不遗余力斧钺而正之。记得当时还送了一本他的早期作品《曙》给我，使我如获至宝，视为教材，保存至今。 自从那时尝到了甜头，又得高师指点，我便一发不可收拾，竟与散文结下了不解之缘。30多年来，虽一直从事军、地机关工作，政务繁忙且经常处在逻辑思维之中，但散文的情愫却怎么也难以割断，只要一有空闲，或是遇到灵感的火花擦着了，便忙将思维从左脑转到右脑，驰入形象思维之境。就这样写将下来，不觉聚少成多，拉拉杂杂，良良莠莠，竟有数百篇。蒙敬爱的编辑们不弃，帮我在报刊上选登了不少。虽有很多质量不高，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先后编成了三本集子出版。 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江西的散文创作风起云涌，成为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现象，人称“江西散文现象”。说起“江西散文现象”，人们又总是用“三个方阵”来概括，即领导干部方阵、女性方阵和新锐方阵。我至今不知能不能站到哪个方阵里面去。“女性”自是没有这个资格的，“新锐”又早超龄了。因为在政界供职已达30多年，不像样的也是个官员，那么勉勉强强就挤进“领导干部”方阵中去吧。 领导干部(准确讲应为官员)写散文，自古至今、自中至外，并不鲜见，写得好甚而至于出上乘之作的亦不鲜见。我当然不敢与他们相提并论，我深知自己是“四不像”，虽在官场又多居“僚”位，喜写散文又少有佳作，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爱写散文的官员吧。只是读人之作，推人及己，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官员写散文，究竟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其实这又是一个不应有的命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也不能要求每个官员都按一个模式、一种风格去写。但是既要动笔，就难免会有自己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是追求8个字：心灵拷问，真情流淌。 官员散文的形成，既是一种既成事实，又是一种必然取向。散文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体，是逻辑、形象两种思维并用的产物。散文创作既有描刻，又有思辩，用的恰到好处，便是好散文、真散文。所以，从一定的角度看，从政与习文是贯通的。官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其经历的复杂性、思维的高深性、社会的担当性和道德的奉献性，这正是写散文难得的原始条件。只有把情感的倾注和理念的阐发融合为一体，才能出经典之作、传世之作，才能令人玩味，引人思考，催人奋进。还有一说，古往今来，凡是散文写得好的官员，大都是不搞腐败的官员，都是老百姓口碑很好的清官、好官!我想很多官员散文诸如《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很多伟人、政要的著名文章、演说，之所以成为名篇，成为不朽之作，是颇能给人以启迪的。 由上看来，官员散文应是官员情操和能力的一种体现。官员写散文，首先就应以严肃虔诚的态度，对自己的价值取向、人格修养、责任担承等进行深刻的思考，即对自己的心灵有所拷问。在我的散文创作过程中，就是带着这种拷问来表现情感、表达理念的。 拷问之一：走出了苦难，有没有忘记苦难? 我从童年走来，一路跌跌撞撞，爬坡过坎，实在不轻松。回观走过之路，我常笑称， 我是“三从四得”：少年从军，中途从政，后来从文；从小读书得到了笔杆子，长大从军得到了枪杆子，后来从政得到了官帽子，如今搞文化实业还能得到一点够用的票子。我自己真的已经满足了。于是总会想到少年时代受的苦难，那些《担脚》、《烧炭》、《守夜》、“修水电站”、“冒险经商”等等不堪回首的经历，总是时时萦绕在心中，怎么也抹不掉。如今早已脱离了苦难，而且走上了较高的位置，那么有没有志了苦难?这应是对我的品行的一个检验。记住了苦难，时时回忆苦难，就会满足于既得，不强求于未得，做一个安贫乐道之人；就会淡然于名利，坦然于曲直，安然于作息，奋然于进取。忘记了苦难，就意味着忘本，意味着背叛，就有可能走歪路。 有朋友说：“苦难之于人，幸运的能够多年后苦忆当年，而有多少不幸的人则被苦难击倒，再也爬不起来?’’这又使我想到了苦难的另一个功能。是啊，有多少人是终生被苦难包围着，突出不了重围呢?已经走出了苦难的人，一个重大责任，就是不能忘记那些还在苦难中的人们，应该有义务为他们做些什么。大到从制度上、从机制体制上革故鼎新，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小到提供自己的经验体会。在这一点上，贡献不论大小，只要有所作为。我想，倘能把我的苦难经历奉献出来，对他人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我将感到无比欣慰。 拷问之二：走出了山沟，有没有忘记百姓? 我出生在幕阜山区，那里是革命老区，峰岭叠嶂，地处偏僻，·极为贫困，号称“老大边穷”。青年时遇到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走出了山区，迈上了人生比较理想的旅途。我人虽已走出了山区，但父老乡亲并没有在我的心中淡化，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倒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清晰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 比如在《沉静的山歌》中，我描写了31个人物形象，既有我的亲人，又有我的好友，还有如管贤哩、吴经理、“老龟”等等有着不凡经历的人们，他们是百姓的代表，是芸芸众生的缩影。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可怜可感。我忘不了他们，我不能忘了他们。一想起他们，我就会提醒自己，我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始终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我们如果不能让他们尽快摆脱贫穷，不能使他们真正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我们就会愧对他们的养育，就是历史的罪人。 拷问之三：走进了政界，有没有忘记责任? 任何一个官员，肩上都担负着一份责任；任何一个小小的责任，都维系着治国安邦的大计。拷问心灵，就要拷问自己，你当了官，有没有志了你肩上的责任?我在散文创作中，比较注重把较多的精力放在这一方面。我的近期创作计划是：以“情感”为纽带，编成三本集子，就叫“情感三部曲”吧。第一部是已出的《沉静的山歌》，为“故乡情”；第二部是描写我走出故乡，走上人生旅途后经历的人和事的，叫“旅途情”；第三部是写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感想感悟，特别是对自然社会的忧患意识的，叫“博爱情”。如果说第一部侧重于情感的剖露的话，那么后两部就是在情感之中侧重阐发理性的呼号。我把这作为我为人为官的一种责任感的体现，尽管可能人微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我还是要表达，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拷问心灵，是一种良知。官员的良知来自情感，没有情感，决成不了一个好官，更不可能有自我心灵的拷问。我的体会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只要你负了领导之责，就要具有三种深情，即：热爱人民之情；热衷事业之情；热盼和谐之情。爱人民是句大话，实际上就是包含在爱故乡、爱亲人、爱穷人、爱弱者等等之中。对事业的执着，不仅在于对自己岗位的尽心履职，更在于对理想、信仰、普世价值的忠心追求。而对和谐世界的渴盼，包括人类社会的和谐、意识形态的和谐、自然生态的和谐等等，都需要我们付出最大的情感去呵护、去催化。遍观大千世界，不正是冷漠太多无情太多贪欲太多，才导致危机四伏狼烟不息忧虑不尽么?这些情感，就像汨汨山泉，一滴滴一泓泓，轻轻地流淌在我的散文里，深深地渗入字里行间。 拷问心灵也罢，流淌情感也罢，都是我的心路历程。我以为，散文首先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我心灵的一种陶冶。瑞典文学院在给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HeftaMuller)的颁奖词中，对她的散文特色用了“率真”二字。我想，率真即坦率、真实。只有率真，才能为人信服，启人思考。率真是散文的灵魂。要打动别人，先就要打动自己，连自己也感动不了的文章，是不可能为读者接受的。这就要有自我剖白、自我袒露的勇气，要敢于剖析自己，敢于反映事实，敢于阐发真情，敢于表达观点。一句话，率真就是要讲真话，即使真话不能全讲，也决不讲假话。有感于此，我的散文艺术追求就是直白，尽可能不加雕琢，不故弄玄虚。把较多的笔墨下在故事情节上，以增强可读性；直接表达主题观点，以增强理性；谋求经典语句，以增强警示，哇。可能这样做难达目的，或事与愿违，会不伦不类，“类如杂文”(贾平凹语)。可我还是愿意尝试下去，孰好孰差，只能听凭读者和方家们批评指教了。(2009年11月28日作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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