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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小说》杂志

韦泱
    
    1949年10月1日，《小说》杂志率先在上海编辑发行，成为新中国全国文坛出版的第一家纯文学刊物，比《人民文学》早了24天（《人民文学》创刊于当年10月25日）。《小说》发行之时正是共和国诞生之日。
    
    《小说》系月刊，在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创刊于香港，设“编辑委员会”，有茅盾、巴人、葛琴、孟超、蒋牧良、周而复、以群、适夷八人。1946年后，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烽火燃起，“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陆续疏散撤退，除少数去延安外，上海、重庆、广东的文化人几乎都到了香港。当时的香港，如郑振铎先生所说：“繁花似锦，市面极盛，惟文化事业则甚不发达”。正因有了文艺界人士在香港的大会合，形成了以郭沫若、茅盾为首的临时文化中心。既然成为文化中心，有那么多作家集聚，他们的作品需要有发表园地，时任香港中共华南分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周而复就想到办一份文学刊物，这一倡议得到了叶以群、楼适夷的赞同。他们专门拜访了住在九龙半岛的茅盾，请他出任《小说》主编，茅盾表示在港办刊很有必要，但他因有写作任务，没时间当主编，不过可以任编委。茅盾特地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其中说到：“这一小小的刊物可以说完全是几位兴趣相同的朋友惨淡经营的结果。”这似乎说明，此刊类似同人刊物，也说明了办刊的艰难。
    
    大家尊重茅盾意见，刊物不设主编，周而复负总责，楼适夷担任具体编辑工作。刊物的编辑部放在香港九龙加连威老道16号二楼，即楼适夷狭窄的“斗室”。为顺利办刊，专门花了3000元港币的出版登记费，由在香港的一个广东人开的前进书局经销发行。
    
    经过半年筹办，《小说》终于面世。创刊号上以茅盾的短篇小说《惊蛰》打头。郭沫若的长篇回忆录《涂家埠》和周而复的长篇传记小说《白求恩大夫》也在《小说》上连载。同时还有西戎、沙汀、巴人、蒋牧良、适夷的小说。
    
    时在1948年底，三大战役已先后打响，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小说》顺应了这样一种时代潮流，在第二卷第五期的《编后记》中说：“当这期付印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军正越过长江向江南长驱前进，全中国的解放当即就要实现，这是一个掀天动地的日子，而我们文艺工作者所能献给人民的力量，更使我们感觉到微弱，我们仍只有紧紧的坚持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文化尽一点一滴的力量。我们以无限兴奋与欢乐，无限信心与勇气，把这些话写在本期的卷末。”
    
    1949年6月，《小说》出版第二卷第六期。不料，这竟是《小说》在香港出版的最后一期。由于形势的急遽变化，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文学艺术工作者会议将在刚解放不久的北京召开，滞留在香港的进步文化人士及民主党派人士受党中央的邀请，纷纷撤离香港转道解放区进入新北京。周而复、楼适夷等《小说》编委会成员大多陆续离港，刊物自然无法办下去。
    
    然而，时隔三个月，即1949年10月1日，《小说》又在上海由国光印书馆印行了。时任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的周而复，将《小说》在上海重新出版。刊物沿用了原先的封面设计、刊头、版式及连续期号，标示“第三卷第一期”，编委会又新增了赵树理、欧阳山两人，共12人。
    
    在三卷一期中间，有一不显眼的“编后记”，仅五六百字，简单回顾了“本刊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创刊于香港”的艰难情况：“那时，不单编辑同人毫无报酬，甚至连稿费也靠募捐来支付”。又写道，“今天，我们又在解放了的区域里出版第三卷第一期了！这实在是值得兴奋的！今后，我们继续努力为广大读者服务，贡献精神食粮。”这期《小说》以周而复的《保卫和平，保卫文化》一文打头，并连载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燕宿崖》。其他重要文章还有茅盾的《略谈工人文化运动》，雪峰的《关于鲁迅和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短篇小说以柯蓝的短篇《咱们的老高》领衔。西虹、鲁藜、邵子南都有小说刊出。
    
    《小说》在港出至十二期戛然而止，其第三卷第一期可视为在上海的复刊号。之后刊物出现了几次较大变化。一是从第四卷第三期起，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编辑部也迁至上海河南中路211号该馆内。从此期起编委会的名单也从刊物中消失。二是从第四卷第五期起，《小说》改由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市分会（简称上海文协）编辑，作为上海文协的会刊了，编辑部又随之迁往上海武进路309弄12号文协驻地。该期《编后记》写道：“在内容方面，也不限于小说及小说论文与批评，凡是文学作品，我们都非常欢迎的。”这等于说《小说》不再限于小说范畴了。三是从第五卷第二期起，列出主编章靳以的名字，他正式接替了一直默默在幕后操心的周而复。
    
    《小说》以半年六期为一卷，在第六卷第五、六期合刊的刊末，有署名靳以的《编者的话》。他用整页篇幅，回顾了刊物的历史，说：“在读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不只是一本文艺刊物，还鼓舞了革命的热情。对我的教育和鼓舞的作用也极大。”接着，他谈了办刊现状，“我就担任了比较重的编辑责任。而我自己，并不能把所有的力量和时间花在编委上，我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在大学，我至多不过用四分之一的力量与时间来主持编务。此外只有一位同志帮助我审阅初稿，安排印刷，处理杂务。他也只有一半的时间放在这上面，另外的一半照顾另一个文艺刊物。编这样的一个刊物，只有四分之三的一个人来主持，自然它不能有什么像样的成绩。现在我们响应全国文联的号召，遵从华东文联筹委会的领导，也在主持编辑的几位同志间交换意见，决定《小说》出至六卷停刊。”这其实是《小说》的终刊词了。
    
    “一位同志”指的是青年编辑李金波，当时他是周而复和靳以的助手。
    
    《小说》停刊的原因是缺乏办刊力量。靳以时任沪江大学教务长兼工会主席，又是上海文联创作研究部部长，还兼平明出版社的特约编辑。当然，由冯雪峰、唐弢主编的文联所属刊物《文艺新地》，其地位有取代《小说》之势，不能不说也是《小说》停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