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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韦家辉对谈余华苏童 畅聊华语电影的前世今生



    腾讯娱乐专稿（文\楚飞 图\赵阳阳 视频\张超）当文学遇到电影，当内地大师级作家苏童、余华遇上香港大师级导演杜琪峰以及金牌编剧韦家辉，居然摩擦出意想不到的对话效果。由腾讯娱乐重磅打造的《戛纳童话》本期嘉宾请到了杜琪峰与韦家辉，他们的新作《盲探》前晚在戛纳电影节“午夜展映”单元首映，口碑不错。在文学和电影两个不同领域，四位大师坐在一起畅聊内地和香港电影的迥异，也探讨文化差异之下如何相互学习，杜琪峰就说了，他想学张艺谋，未来也有可能尝试用文学小说做剧本。
杜琪峰感慨今天的戛纳电影节，到处都是中国记者
    虽然他的新作《盲探》并未入围主竞赛单元，但他认为能来戛纳，就像到了一个“武林大会”，能让《盲探》从这个地方出发，就是收获。
    在《戛纳童话》的节目上，杜琪峰开场没多久就很感慨，他94年第一次来戛纳的时候，没有一家中国媒体，但现在走在戛纳的大街上，随时都能见到中国记者。韦家辉也表示道，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越来越大，电影工作者很努力，“特别是这几年，中国大陆的电影出现了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种类。”
    香港电影对内地影迷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在九十年代，港产片占据着大部分人看电影的记忆。四位大师就两岸三地的电影发展过程也进行了回顾。苏童认为，要说电影发展，上海的三十年代也曾经红火过，但香港电影肯定是一个大符号，而台湾电影到侯孝贤出来之后，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三个地方比起来，都有各自的风景和标签”，苏童突然话锋一转，“但现在很有意思的是，香港和台湾却有很多人都在内地拍电影，背景是那么大的市场，相对廉价的人力，还有相对容易争取到的空间和演员。”
    余华也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有超过一万块的银幕，而且这个数量还在增加，“等到了三四万块的时候，肯定就是全世界最大的了。”
对此，杜琪峰也非常认同，内地市场空间还很大，“中国电影虽然发展慢，但人多力量大。希望你们能够多一些不同的电影。这就是时代。”
探讨原创剧本与文学改编剧本 杜琪峰：我想学张艺谋
    众所周知，张艺谋两部成名之作《活着》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正是出自余华和苏童之手。在内地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剧本是大热的现象，但在香港，则大都是原创剧本，像韦家辉，就是代表人物之一。
    韦家辉分析道，在香港写小说的人不多，而文学水平高的还要属内地作家，但对他来讲，原创剧本有另一种乐趣，“从零开始去创作，还是一个挺过瘾的事情。”他坦承，因为有文化差异，内地的原创小说他们不敢用，因为“怕误读”。
    杜琪峰认为文字是无限大的，苏童和余华则从另一个侧面去说明文学小说如何能与电影产生火花。他表示，一部小说是否会被改编成剧本，要看是否能让导演触动。余华说，他曾经看了一部很烂的美国南方片，但台词很好看，有些作家的小说文字很美，但却不一定好拍，“没有好戏，那还不如自己编”。
    听了这番话后，杜琪峰认真地表示，在他看来，电影世界里没有绝对的艺术，也没有绝对的商业，“我不是张艺谋，我是杜琪峰”，余华马上开玩笑地表示张艺谋如今有点像杜琪峰了，杜琪峰也回应道，“我也很想学他（张艺谋）”。四位大师对话非常有趣，话题一抛出来，各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张艺谋又一次“躺枪”了。
文化差异 余华：不好的台词反而更能记住
    文化差异在电影里也能体现出来，四位大师就文化差异这个话题，也各自抒发了见解。韦家辉表示当年周星驰很多无厘头的搞笑，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共鸣感。杜琪峰则认为不管是西方还是其他地方，都会出现文化的高潮，因为书、电影、音乐都会不停的变。
    苏童举例伊朗电影的特殊性，“如何在一种意识形态下去做电影呢？伊朗电影很精致，人际关系也好，亲情也好。伊朗电影是没有性的，他们拍老人、孩子以及生与死，不说性，它依然很厉害，这就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种模式。”
    余华回忆说，当年他生活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时代背景下，看的都是地雷战，但他认为那个时候的台词就已经很有意思，“英雄人物的台词永远记不住的，反面的却忘不了，像那句‘中了共军的奸计了’这句话我们念了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