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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仁尼琴《红轮》第一卷:斯托雷平的困境

《红轮》(第一卷1、2、3部)，(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98.00元。

    朱正，作家，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改正，即在当地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已出版的著作还有《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手稿管窥》、《人和书》、《留一点谜语给你猜》等。另编注有《鲁迅全集》第六卷《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聂绀弩著《散宜生诗》等，编辑有“骆驼丛书”二十余种。

　　编者按《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最大的一部鸿篇巨制，也是目前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构成了俄罗斯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重现了整个20世纪俄国和苏联的历史。本报曾经于今年9月12日刊出朱正先生的评论文章，题为《保卫这个“鬼祖国”》，此为朱正先生对《红轮》的第二篇评论文章。

　　索尔仁尼琴的副题为“往日叙事”的长篇小说《红轮》第一卷，标明所叙的是“1914年8月10日至21日”之间的事。可是在这以前，1911年遇刺身亡的斯托雷平，却是书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执政和遇刺，是书中最重要的事件。在整个这一卷书里，再没有另一个人费了写他这么多的笔墨了。这一安排，可见作者的匠心。因为，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俄国史开篇的头一件大事，也对后来俄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作者这样着重写他，也可以说是对《红轮》二十卷书作一个总的背景交代。

　　俄国“三农”问题

　　斯托雷平当然是一个坚定的反革命分子，斯大林的名著《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写了他对革命的镇压：“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加紧用流血手段对付工农群众。成千累万的革命工人和农民遭讨伐队枪毙或绞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9页)比镇压更厉害的一手是釜底抽薪，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改善农民处境，使农民远离革命，从而防止革命在俄国发生。

　　斯托雷平是1906年5月从萨拉托夫省省长的职位上调到首都彼得堡的。开始是担任内务大臣，才两个月，又晋升为总理大臣。这时，俄国正处在1905年革命大动乱之后。“他清楚地了解，他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遗产，几十年疏于国家建设之后的混乱局面，几个月对四处横行的革命让步之后的困难局面”(653)。他应该从何着手呢？

　　那时，俄国是个农业园，最大多数的人口是农民。国内最经常、最主要的社会政治问题，就是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听说的“三农”问题。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几十年过去，这“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就在于1861年解放农奴之后，土地归农村村社所有，而不归农民个人私有。谁愿意花钱费力去改善不是自己所有的耕地呢？斯托雷平看到，“农民解放了，但农村并没有因此而繁荣，反而衰败了。土地利用率低下，农民对不能继承的地块耕作并不热心，每俄亩本应收获80普特，而这些地区还只产出40普特。农村村社并不保护任何人的利益，但挫伤所有人的积极性”(645)。在这种制度之下，怎么会有一个安定的农村呢？

　　1905年革命发生的时候，斯托雷平在萨拉托夫省担任省长，目睹了农村的骚乱。他越想越明白，俄国面临的威胁，不是文化界游行示威，不是大学生闹学潮，不是革命者扔炸弹，不是工人大罢工，甚至不是边远省份的武装起义，俄国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是农民起义。自发的怒火、骚乱、暴动，这一处火烧庄园，就能把农民的目光引向另一处庄园。正因如此，1905年萨拉托夫省像患了传染病一样，不断发生纵火事件。因此，大地主都逃离了他们的庄园，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进行一场原因不明的纵火战争。与此同时，细心的观察家多多少少可以看出，这一切完全不是人民意识接受革命思想的结果，而是农民生活中某种根本性混乱引起的绝望情绪的总爆发。甚至在1904年这个大丰收年，人民不是把他们的大部分收入用在改善生活条件或投入改进耕作上，而大多花在酗酒上面。究竟是什么妨碍农民不尽心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强化他们谋生之道呢？这种障碍就是他们不能真正拥有土地。俄国的前途命运和拯救俄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停止烧毁庄园，消除引发农民愤怒的根源(648)。

　　担任了总理大臣的斯托雷平，就来着手“消除引发农民愤怒的根源”，1906年11月22日发布法令，允许各农户退出农村村庄，将其分地归其个人所有。他想用这个办法扶持起富农阶级，使之成为拥护沙皇制度的稳定的农村支柱。

　　“斯托雷平的领带”

　　可是，这一项深中积弊的改革措施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1907年的第二届国家杜马拒绝批准这个土地改革方案。斯托雷平感到，在俄国，“目前千百个身居高位的活尸集成堆，一心想阻止历史哪怕一点点进步。而在皇宫周围身带炸弹的青年，徘徊徜徉，他们想炸断历史，并以此结束历史。斯托雷平面前隐约出现的唯一自然的，但在地震般环境中不确定的道路，就是沿着废墟的山脊前行的平衡之路。迄今为止，不知为什么，一提到改革，就意味着削弱乃至毁灭政权，而实施残酷的措施维护秩序又意味着拒绝改革。不过，斯托雷平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二者兼有的希望！依他的性格，一旦看清目标，他就已经有本事去勇敢地实现。”(666)

　　铁腕人物确是兼有推进改革的决心和维持秩序的辣手。杜马拒绝批准他的土地改革方案，他就下令解散杜马。这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有所记载：“1907年6月3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党团，计有65个代表，都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史称“六三政变”，斯托雷平就是“六三政变”的策划人。这时，他也就“实施残酷的措施(即用战时军事法庭)来维持秩序”了。他为自己的这一举措辩解说：“那里论据就是炸弹，那里自然的回答就是无情的惩治。我们痛苦地耻于处决少数人，是为了防止血流成河。”(664)就是在实行残酷镇压的时候，他也还是注意了一点分寸，例如，他反对“把已逮捕的恐怖分子作为未捕获的恐怖分子的人质”，“对已被揭露准备炸弹但尚未实施者，则不准处以死刑”(665)。《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对这件事记载说：“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几千个革命家惨遭杀害。当时一般人把绞架叫作‘斯托雷平的领带’。”(同上版本，第127页)

　　当时是谁把绞索称为“斯托雷平的领带”呢？《红轮》书中详细说明了这个典故的出处。那是律师出身的立宪民主党首领罗季切夫(1853-1932)在第二届杜马会议上作攻击斯托雷平的发言中说的。书中这样描写了会场上的情景。当罗季切夫说了这句话以后，“面色苍白的斯托雷平起身从政府席走出去。会议大厅里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喧哗声，杜马大厅中有一半人敲桌子，高声叫喊，许多人跑到讲台上来，威胁地包围罗季切夫，在无法控制平息喧闹声之后，议会主席宣布休会，不是休息，而是他自己首先离开会场。在一个高个子立宪民主党人的掩护下，他退到叶卡捷琳大厅。人们又追上他，提出决斗，他们 要 做 总 理 大 臣 的 决 斗副手。……五十三岁的特维尔的代表(注：指罗季切夫)对于这一剧变毫无准备，于是他趁休息时间来到杜马大臣室，跟在斯托雷平身后恳求他原谅。斯托雷平轻蔑地打量他一眼说：‘我宽恕你！’但并没同他握手。……斯托雷平一直留到会议结束，杜马对他采用了罗马凯旋式的欢呼。罗季切夫又登上讲坛收回他的话，请求斯托雷平宽恕。这一切是十五次会议上绝无仅有的怪事。”(689-690)

　　在这件事情上攻击斯托雷平的，不仅有立宪民主党的罗季切夫，孟什维克的首领策烈铁里(1882-1959)(书上将他译为彩烈捷利)也在这一届杜马会议上说：“战时军事法庭的政府，它给整个国家带上镣铐，它使百业凋零，人民彻底破产。”(676)

　　不论有多少人攻击，事实上是，启用战时军事法庭之后，“恐怖事件立刻减少了，下降了”。(665)

　　改革纷纷果是非，当时高士见精微

　　在斯托雷平的国内政策中，和废除农村村社土地所有权的政策相联系，“他还有一个朝思暮想的夙愿，那就是向乌拉尔以东，向西伯利亚、吉尔吉斯边区和七河地区移民”(706)。“移民除了改善土地耕作之外，也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出路，因而斯托雷平很容易发现这一优势，并且不遗余力地促进移民活动，大批移民立即获得多种优惠条件。例如可以用官费去迁移地点考察，免费得到国家提供的信息，迁移前先建设小区，帮助移民家庭搬家，搬家时可携带家具和牲畜，国家贷款建造房屋，购买农机具。连那些最善于经营的农民阶层，由于难于就地发展，也陆陆续续迁移到东方。”(707)

　　最使斯托雷平兴奋不已的是他的西伯利亚之行，亲眼看到了他开发东部政策的成功。1910年8月、9月两个月里，他巡视了许多移民点，经过的许多美丽的村镇，三年前还是渺无人烟的荒野。“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工作计划蓝图，已经由伟大的人民在广阔富饶的地方变为活生生的现实。移民勇敢地、一往无前地进入无人居住的遥远地方，他们是俄国人民中的新生力量，永不满足的先行者，他们是自由主义者，用自己的劳动求得温饱，而且远离革命的泥潭。斯托雷平在扎沃热的地方遇到一位过去的农民革命家，第一届杜马代表，如今已经是一个勤奋的庄园主人，他也主张社会要有良好的秩序。”(708)

　　斯托雷平也提出了一个同他的对内政策配套的对外政策：“任命萨宗诺夫担任外交大臣时，斯托雷平恳求他说，只要避开了国际纠纷，便是整个外交政策。俄国根本不需要战争，在任何情况下，至少需要十年到二十年国内国际和平环境，改革成功以后，你就认不出今天的俄国，不论什么样的外部敌人，我们都不怕。‘到那时，俄国的根更健壮更坚实，在欧洲面前，在全世界面前，俄国政府将以完全另一种方式讲话。’”(704)如果(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1914年俄国还是实行这个外交政策，它就不会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以后历史的写法就完全不同了。

　　在担任总理大臣的几年里，斯托雷平的内外政策都取得了应该载入史册的成就。可是如果人们看到他和众多的反对者角力的时候，就更知道这些成就的来之不易了。在官场里，他是从外省调来首都担当重任的，一些元老重臣看不起他，一些人又嫉妒他，每一次杜马开会，攻击他反对他的政策的发言来自各党各派的代表。为了自己的方案得到通过，他费尽了唇舌费尽了心思。更大的困难，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沙皇的信任和支持。“与陛下的关系，是斯托雷平整个工作 和 建 树 中 最 脆 弱 的 纽 带 ”(700)，经验告诉他，“应当永远记住：陛下口头上说同意，其实还是不同意”(699)。“每天晋见陛下，接受圣上接见的时候，斯托雷平都要时刻准备接受圣上旨意的突然改变。所以，他的公文包里常常带上一份写有当天签字的辞职报告文本，准备随时呈上”(699—700)。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皇后都是才智平庸的人，不能认识斯托雷平对于罗曼诺夫王朝的价值，不知道他是来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一人和最后机会。对于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可是有主见有魄力的诤臣，早就厌恶了，几次想用庸才科科夫佐夫来替换他。斯托雷平要说服沙皇陛下，使他能够采纳自己的主张，是多么艰难。这是他最大的困境。王安石的《读后汉书》一诗，写党锢之祸的“锢党纷纷果是非，当时高士见精微。可怜窦武陈蕃辈，欲与天争汉鼎归”。改几个字：“改革纷纷果是非，当时高士见精微。可怜斯托雷平者，欲与天争九鼎归。”岂不正好移赠给他吗？“汉鼎”指汉朝的皇权，“九鼎”就借指罗曼诺夫王朝的皇权了。

　　两百年来最优秀的政府首脑

　　斯托雷平自己无力摆脱这个困境，意外地，刺客博格罗夫向他开了两枪，帮他解脱了。其实，博格罗夫要杀的并不是斯托雷平这人，而是要杀总理大臣这个职务，他说：“在俄国，当权人物就是专制制度的化身，谁当权我就杀死他，接连不断地杀，不让任何人永居高位。到那时，他们就会让步。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改变俄国。”(604—605)

　　博格罗夫以自己上绞架的代价杀死了斯托雷平，以为自己为改变俄国做出了贡献。而索尔仁尼琴对这事却评论说：“俄国失去了自己百年来或两百年来最优秀的政府首脑。”(787)就因果关系说，当年博格罗夫在基辅剧院里发射的两响枪声，直接引发了1918年7月16日叶卡捷琳堡地下室内的乱枪声。尼古拉二世、亚历山德拉皇后，以及他们的公主和王子就是死于这一阵乱枪之中的。

　　现在许多出版物都写到了斯托雷平，毁誉不一。这里，我引一段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瓦西里·马克拉柯夫（1869-1957）的评语。在杜马会议上，此人多次尖锐攻击斯托雷平，《红轮》书中记下了不少。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担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流亡国外。多年之后，他追怀往事，评论“六三政变”，说：“6月3日这个日期对我们而言，不管从字面意义和否定意义上看，如同12月3日对法兰西一样重要。如果说这次政变中止了从历史上因袭下来的政府与先进的社会舆论残酷斗争的激烈的残暴时期，那么这次政变恰恰是政府与社会在制定宪法方面开始协同工作的一个短暂阶段。如果不是1914年爆发欧洲大战，那么俄国很可能继续没有社会动荡地、逐步地复兴。6月3日政变虽说是不合法的，当时却能帮助我们避免政权在1917年之前的十年间，在丝毫不利于和平发展的局面下彻底崩溃。”(685)这是昔日政敌多年思考之后作出的评语。看来索尔仁尼琴也是同意这一意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