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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短篇小说《阿霞》入围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朱雀》将出简体中文版

 这是一个城市如何在浪潮中自处的故事

    从2004年获得第31届“香港青年文学奖”，到2005年凭短篇小说《谜鸦》获得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再到今年凭借长篇小说《朱雀》获“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写作给原籍南京、后移居香港的青年作家葛亮带来不少荣誉，让他在港台地区声名鹊起。

不久前，他以香港作家的身份加入了中国作协，而在随后的香港书展，以及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青年作家座谈会上，他与两岸文学界人士、日本青年作家就城市文学等主题研讨交流，言论和才情吸引了大批内地读者的关注。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卢欢 采写

人物名片

1978年出生，原籍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任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小说集《谜鸦》、《七声》、《相忘江湖的鱼》，文化随笔《绘色》等。获2008年香港艺术发展奖、首届香港书奖、台湾梁实秋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等。小说列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8-2009中国小说排行榜”及台湾“2006年度诚品选书”等。

◇这个人

太舅公陈独秀，

叔公是邓稼先

太舅公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先驱陈独秀，祖父是著名艺术史家葛康俞，叔公是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虽然身为名门之后，但葛亮的成名则源自这些年坚持纯文学写作取得的成就，而与家世无关。

不过，这样的大家族，故事一定很多，远比我们看到的教科书中那些干瘪的名字和事迹来得丰厚而真切。身为作家的葛亮是否有兴趣用文字去还原一个家族的记忆？他应该不会错过身边的这么丰富的创作素材吧？他给出的答案正合乎我们的预料，目前已经列有一个写作计划。看得出，他是把这当做一个比较严肃的工程来做。

“家族里的很多人物已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了一些评论，甚至是盖棺论定的，而作为一个家族的晚辈，在写作时势必会带入一种温度。我希望把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血肉和温度加以还原。”如今，老一辈人在陆续凋零，葛亮也感到做家族史工作的重要，已着手在做口述历史的收集。亲人当中，居于香港、快90岁的姑祖母经常为他提供大量的细节材料。他很认同姑祖母对家族人物评价的一句话——“他们的身影勾连起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就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简史”。

这样一批长辈，让葛亮感受到很多的东西，“人文精神有时候可以是很日常的，所以他们对我的影响，在这些层面上都是潜移默化的。”在他看来，所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历史都是由一些细节积聚而成的，他相信历史绝非线性一步步发展而来，实际上有很多细微的东西把它慢慢支撑，甚至一点点地令这种因素改变，最后使大的历史走向发生偏离。“你给历史一个新的基调和面目的同时，实际上你也在重新丰满其中涉及到的一些人物。”

◇访谈

20岁以后才开始动笔，因为不敢写

最近，葛亮的短篇小说《阿霞》入围了今年的鲁迅文学奖，兼有人文地理和灵魂考问的新型长篇小说《朱雀》也将于本月中旬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本报记者在此次北京图博会期间专访了这位风头正劲的作家，听他聊家族史与写作的故事。

写小说的重要立场，来自于民间

锐读：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我想您是做到了，20多岁就屡得大奖。在写作道路上挺顺利，是否与您比较早熟有关——“在我年轻的表皮下有一颗老灵魂”？

葛亮：我显然不是出名趁早的人，写作其实非常晚。我20岁出头时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写的是在大学里教书的中年人，编辑后来得知我的真实年龄，挺惊讶的，我就开玩笑说了“老灵魂”这句话。我觉得写小说之所以很有趣，在于它非常考验一个作家的代入感。我在一些小说，比如《七声》中也代入过小孩子的眼光，如果写得恰如其分，难道你们会说我很晚熟吗？站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年龄段上，能较为精准地抓住这样一个角色该处的位置，包括他的一些观念，将之表达出来而得到人们共鸣，其实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并不是说我特别喜欢写中年人或者更为老成的人。

锐读：为什么说写作非常晚？您最初的理想是当作家么？

葛亮：我比较早的理想是希望成为文学的研究者。小时候父母给我培养了一个挺好的阅读习惯，当然，也造成我对文学的敬重感，这是我自己动笔晚的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觉得不敢写，觉得文学门槛还是非常高的，反而是过了20岁以后才开始动笔写自己的东西。

锐读：您同时也是香港的一位大学教师，是教什么的？这与您的写作构成怎样的关系？

葛亮：我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教的课包括城市文化与文学、电影、小说创作等。教学和写作是良性的互补，在做研究的同时也在帮自己建构视野。每个作家都不是孤立的，他需要看到其他的东西。做研究也好，在阅读中积累东西也好，实际上对我的写作都有帮助。以这样的一个读者心态，来考虑想在自己的作品里获取或释放什么东西，这也就是两面的代入感。

锐读：您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都是描述“行走于街巷的平凡英雄”。您为什么会这么关注这样的人群？

葛亮：首先我写小说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立场，就是来自于民间，所写的也都是一些民间的人物跟故事。我觉得民间的声音是非常真实的。你会觉得在一个大的时代或者历史的格局里面，他们的声音非常微小。但是当他们的声音凝聚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时代的强音，可以变得非常宏大，反而让所谓的英雄那种姿态和声音都显得很单薄，因为他们站在最高端，“高处不胜寒”嘛。

所有的外国人在上海都宾至如归

锐读：《朱雀》、《七声》都是写家乡南京的。您是在香港写这座城市，而南京本地比您年长的作家苏童、叶兆言也在写它。比较而言，你们的写作有何不同？

葛亮：这个不同反而在地域上的差别会小一些。我是带着在南京生活20年的积淀去香港的，我不是一个完全的外来人。身处南京，那种徜徉的城市氛围太容易让人包裹其中，让人失去去写它的冲动，反而我在香港会更想为自己的家城写一点东西。至于我与前辈作家的区别，其实涉及到历史观念的问题。我曾经跟阎连科老师说，你们这一代比我们这一代幸运的是，你们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甚至是参与者，而我们是被你们见证的这个时代的接受者。但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也有优势，比如有一个更大的想象空间。当然前辈作家的想象空间也非常辽阔，只是他们会将之与自己的经验应用在一起，而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直接的感知，表达方式会不一样。在《朱雀》中，我就在致力于尝试怎么样把这种表达以年轻人，甚至是一个外来者的眼光去把它呈现出来。

锐读：写《朱雀》的灵感从何而来？

葛亮：南京重要的文化地标夫子庙，有很多的老字号，其中有一间叫六凤居，你在那里可以吃到所谓的秦淮八绝，南京最有代表性的八种小吃。有一年我回去赫然发现六凤居的楼下有一个巨大的金黄的M，由于经营不善，他们只好把楼下租给了麦当劳。原来不知不觉中，我一直觉得可以保留下来的古典城市的气韵也在慢慢地被侵蚀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全球化又是一个大趋势，你没办法游离于之外。我想到这个城市如何在大的浪潮之下的自处问题，所以我想为它去写一个故事。

《朱雀》不仅仅是古南京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家族三代的故事，我想把自己对于城市和历史的这些观念放置进去，实际上就是在一个城市在当下。当然我不认为那些侵袭完全是负面的，其实也在为这座城市增添新的元素和活力。很多外来东西和古典东西一方面可以撞击，但同时也可以融合，这种融合的感觉可以是很奇异的，唯独南京这座城市可以为这种撞击提供可能性。比如在如今的上海，你想去撞击已经找不到可撞击的地方了，所有的外国人在上海都可以感到宾至如归。

1908年开始在港岛上运行的电车

锐读：香港显然比南京更国际化，更现代化。去那里求学、定居，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么？

葛亮：还好，现在想起来很幸运的是我起步在港大，不是深处闹市，相对来说是一个人文环境比较独立的大学，节奏也是比较缓慢的，我感觉环境上和南京有些相像，尤其是在西环一带会有那种徜徉的状态，那里现在还保留着1908年开始在港岛上运行的电车，时而能听见叮叮当当的声音，让心灵很放松。但是过了上环到中环，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在明信片上看到的香港了。

锐读：具体而言，它对你产生了什么撞击？

葛亮：从某种程度来说，香港这座城市触动了我的写作。因为它的节奏非常快，这种快使我突然之间对南京的“慢”有了认识，所以才会想去写南京。但是香港本身的多元化，那种极致的都市化，对人确实有撞击，我也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是关于香港的。很多作家作品里表达的人是相对异化的，有“卡夫卡式”的感觉。我感觉真是一个城市造就了某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虽然我还想用比较舒缓的甚至于古典的感觉去表达香港某一个层面的东西，但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它在大家的头脑里已经定下了某种基调。

锐读：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研究者，您最关注城市的哪方面？城市生活难免将人格式化或狭窄化，您是如何让自己保持警醒的？

葛亮：我首先是关注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人，以及这个城市对人的影响。在我个人看来，通过我对于城市的一种感知，梳理了自己的成长轨迹，也是蛮有意思的过程。我的成长地南京还没有被完全的格式化，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我写作的意义是为了表达我对于这座城市的认知和记忆，就算以后真的连南京都无法幸免于此的时候，至少我们在纸上还可以看到以往城市的回忆，包括以往的文化坐标。现在，你尚且可以拿着《朱雀》当做旅行指南来读，也许有一天连这个功能都已经不存在了。

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卢欢 采写

◇这本书

华裔青年

南京寻根

在葛亮眼中，南京是一个气息既古典却又很现代的城市，但在身在此山中的心态下，以前反而不会想到要把它表现出来，“真正能够延续写作的原因，是在香港，反而增加了我写家乡南京的欲望”。

《朱雀》25万字，葛亮写了5年。

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交，苏格兰华裔青年许廷迈回到父亲的家乡南京留学，在秦淮河畔邂逅了神秘女子程囡，由此引出了三个世代的传奇。故事回到1923年，女孩叶毓芝随着父亲来到南京继承祖业。1936年，亭亭玉立的毓芝与日本人芥川热恋，在战争前夕生下一个女婴。毓芝在南京大屠杀中惨死，她的女儿辗转由妓女程云和收养，取名程忆楚。时间到了1950年代，忆楚已经是大学生，爱上马来西亚侨生陆一纬。然而好事多磨，一纬被划为右派，发送北大荒。文化大革命爆发，程家无从幸免，云和自杀，忆楚下嫁给强暴她的一个工人。文革结束，忆楚守了寡，旧情人陆一纬却又不期然地出现……

《朱雀》以时势动荡为经，家族三代的历练为纬，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小说常见的公式。但仔细读来，葛亮又似乎架空了这样的公式。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反右、文革、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充塞在小说之中。葛亮虚构了一双外来者的眼睛，即一个出生于苏格兰的华裔青年，让他进入到南京这个城市里。这个青年看到的就不光是当代的，因为他自己的爱情经历把他带入了一个历史的漩涡中。

我的成长地南京还没有被完全的格式化，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