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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纪出版：文学的诗性之灯如何点亮

    我喜欢在一种思想畅达而富有诗性的文字中徜徉并寻找和自己思想碰撞的机会，吴晓东先生的《文学的诗性之灯》再次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数年前，他的那本《从卡夫卡到昆德拉》让初入门的我欣喜若狂——原来思想也可以藉着这样美好的文字来表达。

在《文学的诗性之灯》序言中，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心中顿生一点悲凉:“而如今我终于认识到，或许并不存在这种原生性景观，进入我们的阐释视野之中的，永远是无法纯粹的文学视景。”只有对文学饱含深情之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体会。而有关文学的“文学性”这一话题，成为此书中徘徊难去的一个背景。我深感作者内心其实仍在为“文学性”做最后的抗争，尽管在强大的现实压力面前，奢谈“文学性”已经是多么“不合时宜”的一件事。

有没有不受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伦理思想、道德等因素影响的“纯文学”？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么有没有纯粹的“文学性”的研究？答案显然还是否定的。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自身中已然包含了政治、伦理、哲学等诸多非文学因素，于是对“文学性”本身的寻求几乎就成为悲壮的代名词。而我们看到，吴晓东多年以来，以一种倔强而执着的姿态，在“文学性”这一多少被时人忽视或淡忘的领域里默默耕耘着。他欣赏心理学家容格的一句话:“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纯粹自在的黑暗中，点起一盏灯来。”这盏灯就是“诗性”之灯。它使人类原本并无目的和意义的生存有了意义和目的，从而对虚无的人类构成了真正的慰藉，正像暗夜行路的孤独旅人从远方的一点灯火中感受到温暖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本体之所在。从他的这番诗性表述中，我们不难体味他对文学性立场的某种坚守。但是我们也看到，吴晓东对文学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的其它属性的排斥。相反，在他看来，文学本身其实就包含了权力和政治的维度，或者说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内涵政治性的概念。但是无论是权力还是政治都是内化在审美形式中的，没有脱离文学性的政治和权力，否则它就不是文学。也就是说，文学的政治或权力表达都是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所以在对文学的解读上，我们不能完全越过“文学性”这一根本而直奔政治或其它目的，这是他所不太认同的研究方式。同样，在今天学界言必称之的各种西方文艺理论面前，吴晓东有他自己隐含的焦虑:是否所有的西方文艺理论都能在中国找到适宜于它的土壤？书中他就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与中国语境的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认为“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在解释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中国的创生性问题上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相对有限，并就此提出在引进西方理论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其对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和切身性。而在《小说史理念的内在视景》一文中，他再次提出了文学理论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批评了以“放逐文学性”为代价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对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坚持从文本出发，力图在文学性的视景中展开文学史写作的研究方法给予了相当肯定。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夏志清的文学史研究的价值观中仍旧包含了相当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

在吴晓东对“文学性”的阐释中，“境遇”一词成为理解“文学性”的一个关键词。何为“境遇”？“境遇”就是人在具体历史中的存在，是人的感性的存在，是人的生存世界本身。而文学所要处理的正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各种生存境遇。“文学性”所体现的正是对各种境遇化和经验化的东西的描述。不知可否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文学性”强调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最直接、最原初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不是从任何理念出发，也不可能被任何一种知识系统所收编，它以自己最真实而具体的生存方式来呈现它自己。我们需要的恰恰是从这种真实而具体的经验出发来对它进行解读。说实话，我感到坚守“文学性”立场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首先，“文学性”本身歧义横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文学性”的理解，而这些“前理解”是造成大家解读方式千差万别的根本原因；其二，“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共存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无法在阐释“文学性”的同时，排除或者绕开其它“非文学性”的解读。这一点正如吴晓东所分析的那样:需要引入“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及“诗学的政治”等诸种“非文学性”的视野，才可能更好地阐释所谓的“文学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忘掉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它和政治、伦理、意识形态等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它的“文学性”。

文学的诗性之灯究竟如何点亮？在此书中我们或许还不能找到真正带有结论性的答案，或许这也并不是吴晓东的初衷。我的理解是，如何真正意识到文学中诗性之灯的存在，并且身体力行地去寻找它，这或许才是更让他执着的问题。借用本书中吴晓东先生经常推荐给他的学生的一段话来说:“一切有意味的东西都要在不安定的徘徊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