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展的春秋变革

 

转载自中国作家网

  1月北京全国图书订货会,5月全国书市和北京春季地坛书市,7月香港书展,8月上海书展,9月是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进入10月,北京秋季地坛书市又在我们身边铺开,南南北北,大大小小,书展络绎不绝,几乎贯穿全年,战绩或大或小。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订货码洋超过25亿,图书馆采购达8100万;在济南举办的全国书市聚集了38个代表团的6000多名代表,读者超过90万人次,订货码洋突破19.6亿元;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的中外版权贸易意向与协议比去年增长10.52%。从熙熙攘攘的展厅到日渐丰富的格局,不难见出我国图书出版业的成绩。

  一方面,书市、书展的“客源”“货源”丰富多元,从2005年开始,民营书业与国有书业公平竞争,直接成果是近几届全国书博会吸纳的民营书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香港、台湾和澳门乃至海外的出版同仁逐渐进入书博会。

  另一方面,随着阅读习惯的变迁、网络书店的兴起,交易方式变了,购买习惯变了,对于图书出版者和普通读者而言,对书展的期许也在变化。

  人们需要什么样的书展?如何才能办好书展? 

  从订货交易到形象展示

  职能发生质变

  在作家止庵看来,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三大书展,最初的功能主要是搭建出版社和销售对象之间的桥梁,在信息流通不发达的过去,这类书展的订货功能无疑是强大的。进入信息时代,书展的订货功能日益薄弱,书业内部信息交流作用凸显,“现在情况大不一样,网络特别发达,网络订书很便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说。以至于每年展会上的码洋数多半成为“意向”,对协议双方都没有实际的约束力。更何况,在出版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销售的战火早在书展之前就已经燃烧。对于高校这类专业性强的出版机构来说,参加专业性强的书展如图书馆订货会,或者自行组织与目标读者见面的新书推介活动,于销售而言更有实效。

  今天的书展,订货不再是目标,展示形象、交流信息、联络感情成为主题。久未谋面的各地出版社同行、编辑和作者,聚集在一座城市,“通过书展联络感情,维系客户,同时花更多精力在展台的布置上,展示出版社形象,增强客户对我们的信心,参加书展的附加值更多在这里。”许多出版社的总编辑都说。

  相比较于获益多寡,参加书展的各种成本支出让有些出版机构心生退意。一家北京的小型出版机构负责人说出实话,“每次书展,我们至少派出一位负责发行的工作人员,一位社领导,一两位重点图书的责任编辑。路途近点儿还好,如果远一点,光旅费就要上万元。有的书展能够直接卖书,我们还有积极性,如果只能订货,我们就亏损很多。” 

  建立交易网络和图书节

  呼吁开辟新平台

  针对这种现状,许多业内人士提出应该创立一个专业的图书交易网络平台,“这个图书交易网需要一个严格的准入制度,登陆者的资格分为不同的层级。普通读者可以在这一网络上购书,但是看不到出版社和销售机构的商业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易。出版社则能够看到销售机构的需要,销售机构则能够在网络上寻找它们需要的图书。同时,这一网络还能够方便销售机构在不同网点的资源调配,达到推动图书销售的目的。”

  除了以出版社和销售机构为主角的图书交易会,书展更应以普通读者为对象,这也是原同心出版社总编辑解玺璋建议举办全国图书节的初衷。“作为大型活动,书展对推动全民读书无疑是积极的。能不能成立一个不以出版社为主体,而是以普通读者为服务对象的图书节?这样,更能促进培养读书的氛围。”从国外一些城市的成功先例来看,一个成功的图书节,不仅能为一个城市带来知名度和随之而来的商机,而且让这一地区的人们受益。以爱丁堡图书节为例,每年夏天的夏洛特广场就是书的世界。而在这一图书节背后,则是成熟专业的运营机构。

  和图书订货会、书市不同,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着眼于搭建国内出版和国外出版界的交流平台。经过多年的打磨,这一博览会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版权交易大会。而对于每年举办的这一盛会,业内人士同样有话要说,他们认为现在虽然信息渠道多样化,但是了解国外同行业的最新动态,对于图书出版业来说并不容易,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博览会带来的机遇。“我们每年都希望能够在博览会上看到国外最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和著名的版权商,但是很失望!”一位版权经理说。为什么博览会吸引不到业内渴望交流的国外同行?如何搭建富有价值的交流渠道?多次参加博览会的一位编辑给出思考,“需要增强主办机构的专业性,提高自身展示的水准,鼓励国内出版社的彼此合作。”

  俯下身子为读者服务

  新老书展在思变

  张简,一位青年出版人,对香港书展最大的感受是香港市民的积极参与和书展里浓郁的文化气息,“大家拖着拉杆箱来买书!”是她对香港书展最为直观的印象。 炎炎夏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是几百米的长队,展厅内部不仅图书众多,而且有200多项与书有关的文化活动。据香港书展提供的数据,今年参加书展的读者达到90万人,其中90%是香港市民,人均消费469港元,52%为买新书而来,13岁到40岁的读者占87%,游客里有51%专为书展来到香港。“在面向普通市民这一点上,北京地坛书市和香港书展相似,但地坛书市上最新出版的书很少;上海书市的读者购买力则远不如香港书展。”张简说到。

  内地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展,要想像香港书展这样切实为市民所需,起码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提高服务意识。纵观香港书展的发展历史,最为鲜明的感受是书展每次变革都是应其服务对象之需。比如1996年应出版商的要求,将书展从4天延长到6天;比如1998年经过民意调查,决定书展中只陈列售卖第一类物品以及书刊;比如1999年开始“周末夜书市”并增设快递服务方便购书;比如今年作出并公布读者调查等等。另一方面,出版业行业规则问题有待解决,“香港书展如此受欢迎,和香港的书店平时不打折有很大关系。”有专家指出“很多香港人一年就等着书展这次买全年要看的书!这种书展,不仅对读者有利,而且让出版社直接面向读者,减少了销售的中间环节。”在内地,以北京为例,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店常年打折。造成这种打折是出版业自身的两大运行问题:图书发行的中间环节过多;赊销制对出版社造成损失。

  内地的一些书展,如北京图书订货会等,发起于民间,优点是亲和力强,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渐成规模,但是,与世界一流书业展会相比,依然需要完善,需要提升。相比较,年轻的上海书展正在蓬勃兴起,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国内书业目前的问题还在于出版选题的重复,创新能力的匮乏——图书出版跟风现象比较明显,缺乏独立的风格与创意。”中华书局一位老编辑感慨,“再过十年到二十年,我们的书展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值得深思和期待。”

  有了书市,还得有内容,图书原创问题不期而然地摆在国内出版业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