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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硕：探索中国音乐剧的国际化发展道路

    6月13日下午，《丽江情人》制作人文硕先生与该剧联合导演、美国约瑟夫·格雷夫斯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进行了第二次作品艺术创作和市场规划的交流对话，探讨以《丽江情人》为基础规划出中国音乐剧国际化进程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

一、浓厚的民族风情特色和民族文化根基

    文硕先生一直坚信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是中国音乐剧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的基础，就《丽江情人》个案而言，云南民族风情是它的王牌。文硕先生指出，原生态歌舞《云南印象》在国内外取得的巨大成功表明，云南民族风情对于西方观众存在的吸引力。此外，我们还应当将云南地方文化特色充分融入作品，例如茶文化、走婚习俗。

    在欣赏样片的时候，格雷夫斯先生也表示，民族风情浓郁的唱段和舞蹈最吸引他的注意力，这也将是该剧对西方观众最大的商业卖点。他认为，第一次欣赏样片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少数民族女演员类似原生态的风格演绎的民族歌曲，但凡她的唱段音乐祥和静谧，歌声空灵动人，加上别具一格的民族风情。这种神韵是云南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让外国观众感到新奇的重要元素。他认为创作者创作出的这部分内容无疑为《丽江情人》的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因为外国观众已经熟悉了爵士、Hiphop等西方流行文化形式，而相比中国观众而言，西方演员肯定更擅长这些表演，然而，原生态的音乐和演唱是中国少数民族特有的，是西方演员所无法表演的，这些内容不仅能征服海外观众，还能赢得西方表演艺术家的敬意。

    格雷夫斯表示同意文硕先生的意见，应该为作品铺垫地方文化底蕴，如果能找到一种摩挲族特有的信物，并用在音乐剧的故事中，能够将民族文化更好的传播给国外观众。这与文硕先生对当下国内大量音乐剧创作提出的批评不谋而合，文硕认为，国内大量创作者不重视研究我国传统和民族文化的精髓，却极力效仿香港流行歌曲模式，创作出了大量伪西方现代风格的流行歌曲，这种脱离了民族文化根基的艺术创作，必然是苍白而缺乏真实感染力的，同时西方艺术家对这种模式的掌握远胜于我国艺术家，在这种模式的竞争中，我们必然败下阵来。文硕建议《丽江情人》创作团队在后半场能创作出一个类似《国王与我》中“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民间传说故事。

二、借鉴百老汇叙事音乐剧创作模式，为作品打下坚实的戏剧基础

   文硕先生认为，中国音乐剧以百老汇叙事音乐剧的构架，将民族文化元素和精神贯穿起来。百老汇叙事音乐剧的构架较之其它歌舞叙事模式，是一种最先进的歌舞叙事模式，以简单清晰的戏剧线索叙述一个结构并不过于复杂，但具有较强感染力、能够塑造性格鲜明人物形象且反映人性共通点。以这个框架为基础，云南的民族文化元素能够更有机的融合在剧作中，并给与国内外观众更强的艺术震撼力。而现在《丽江情人》存在不少与戏剧和人物关系不够密切的歌舞，这是音乐剧歌舞场面比较忌讳的。音乐剧歌舞段落的魅力不在于数量多，有时甚至不在于歌曲是否特别好听，舞蹈是否特别炫目，而是在于歌舞服务于叙事和人物情感表达的需要。抒情的歌舞一定是要角色在故事情节发展下，需要表达特别强烈的感情时才出现，叙事性的歌舞则一定要推动情节的发展，只有当演员完全用角色的方式来演唱和舞蹈时，歌舞才真正与故事紧密结合在一起，观众才不会在欣赏歌舞时“出戏”，否则歌舞不符合故事和人物的需要，再好的歌舞场面也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在这一点上，文硕先生与格雷夫斯早已达成共识。格雷夫斯先生认为，没有好的故事，就没有好的戏剧作品，也谈不上优秀的音乐剧，更不可能打动观众。《丽江情人》有较好的题材创意，但是这些构思如果没有较为清晰的故事发展脉络，强烈的冲突、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丰富的细节支撑，观众就无法很好地了解角色，认同角色，关心角色的命运，就很难真正感性的投入到故事中去，同时故事情节起伏不够，深入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心理渴望不足，可能导致演出表演略显说教，而观众是不容易接受说教的。

    格雷夫斯先生知道云南创作团队已经开始各方面的修改工作，他也将在北京花一周时间修改故事的基本构架，以现有的故事宏观布局、人物设定为基础，整理出简单但清晰的故事发展脉络，里面将包含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情节推进的强势动力，此外还有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他会做出三个方案，到时候和云南创作团队做好的方案一起面呈投资人，由投资人决定使用哪个方案，或者将不同方案中的精华融合在一起，做出最终的故事构架。

三、独具匠心的艺术创新

    创新无疑是艺术创作中最重要的步骤，也是艺术生命得以延续不可或缺的。文硕先生认为，中国优秀的原创音乐剧，虽然要借鉴百老汇音乐剧的创作手法和模式，却不应该是《芝加哥》、《西区故事》等作品的翻版和中国式再造，而应该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样式。在与格雷夫斯的探讨中，这一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格雷夫斯表示，最经久不衰的艺术精品反应的都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例如他曾经在北大执导的音乐剧《屋顶上的提琴手》讲述的是20世纪初俄国南部犹太人聚集地的故事，剧中故事文化背景与中国相去甚远，但是人物在剧烈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历程中的经历，与中国大众在改革开放后的剧烈变革中生存有很多相似之处，故事里犹太人在传统分崩离析时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中的挣扎，因此中国观众也会被这部作品打动。

    虽然故事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但是作品的表现手法应该与众不同，才能让作品深深扎根在观众的脑海里。《丽江情人》正好具备这样的潜力，云南创作团队已经为《丽江情人》打下了这样的基础，丽江的风光和摩挲族的少数民族风情是作品独具一格的魅力，而故事中探讨的现代人的婚姻爱情问题，则是各国人都会遭遇的。格雷夫斯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丰富创作团队的最初构思，通过真实可信的细节让这些理念真正的传达给观众，并且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作品从娱乐到艺术精品再到美学精品的提升。他还指出男女主角落水后的那段舞蹈，是一个绝佳的创意，水下的挣扎用艺术化的手段加以表现，稍加修饰，会是剧中表演的一大亮点。在传统民族音乐之外，用现代音乐风格打造的“为爱干杯”是一个与众不同、非常有潜力的歌舞段落，音乐中饱满的激情已经达到了百老汇音乐剧唱段的水平，如果加强这个段落的舞蹈设计，完全可以成为全剧前半部分的高潮。

四、国际性的创作、包装和营销策略

   近年来，中国本土的音乐剧尝试层出不穷，新疆的《冰山上的来客》、甘肃的《花儿与少年》和广东的《曲水流觞》，却始终没能闯出一片天地。究其原因，就是这些作品过分追求民族性，而忽略了与国际化元素的平衡。文硕先生曾经在音乐剧专著《中国音乐剧史（近代卷）》中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有高度整合的音乐戏剧表现形式，中国的是民族歌舞剧，而美国则拥有百老汇叙事音乐剧。中国的民族歌舞剧在历史上曾经光彩夺目，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题材的局限性和表现形式的程式化，都让他们离现在当代观众的生活和欣赏趣味越来越远。

    而《丽江情人》则需要避免走上单纯展示民风民俗的民族歌舞剧风格，而是应该与国际化、专业化音乐剧美学风格结合起来。格雷夫斯表示《丽江情人》编剧的故事宏观构思是很不错的，从当代男女的婚姻问题作为切入点，巧妙的引入丽江故事背景，同时让纯朴的民族文化感染男女主角。主角女强人的戏剧定位是全剧另外一个出色的创意，男强女弱似乎是很多人的惯性思维，而《丽江情人》一定程度上的女强男弱定位可以造成较强的喜剧落差，让作品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观赏性。另外，长期以来西方观众对中国女性存在巨大偏见，他们认为中国女性都是谦恭、卑顺的代名字。而经过格雷夫斯在中国数年来的观察看，这种偏见无疑是可笑的，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当高，而《丽江情人》将这一事实夸张化，把女主角塑造成一个凌驾于男人之上的女性形象，对西方观众偏见是巨大的颠覆，因此这一创意能成为作品的另外一个卖点。音乐方面，因为剧情涉及到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和现代都市文化的交融，将民族音乐与现代音乐巧妙融合，不仅丰富了视听元素，也缩小了国内外观众与作品中故事环境的距离。

    格雷夫斯的艺术创作理念和国际化意识正好与文硕先生形成互补在格雷夫斯的专业技术把关下，《丽江情人》将拥有扎实的艺术基础，而文硕先生则通过时效性强的包装营销，填补格雷夫斯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在文化产品宣传和营销方面的经验不足。目前，文硕先生已经铺开《丽江情人》的宣传攻势，让剧中担任重要角色的王蒙参与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娱乐选秀节目《快乐女声》，借助这一档栏目的曝光度为《丽江情人》造势，同时为演出登陆百老汇以及在美国范围内巡演做好准备工作，届时《丽江情人》将以1949年以后第一部登陆百老汇的中国音乐剧身份，在国内展开全方位的立体式宣传狂潮，真正树立演出的国际化品牌形象，同时联手旅游业，以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在国内文化界创造可持续性盈利的文化品牌。

    未来一周内，格雷夫斯先生将在现有素材基础上，为《丽江情人》设计三个故事方案，与云南创作团队的方案，一起呈现给投资人，从中筛选出最优方案，为作品打下坚实基础。

    《丽江情人》前期筹备工作已经紧锣密鼓的展开，凭借民族性、戏剧性、原创性和国际性优势，《丽江情人》的经济、艺术和产业效应不可估量，将成为中国音乐剧历史上无可取代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