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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友善美术馆事件”：当公共文化资源被滥用


        2012年11月20日，南昌市有史以来首家由国家兴建以个人冠名的美术馆——彭友善美术馆，在江西省南昌市八大山人景区开馆。有专业网站作了“寻找彭友善”的专题报道。这种宣传规模和待遇，让人觉得这不是一位被堙没在历史尘堆中的艺术大师，就是被重新审视的民国大家。然而，这位在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史中名不见经传的画家，究竟是被历史忽略的艺术大家还是人为打造出的新造“神龛”?这位“继八大山人、傅抱石之后江西省又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和现代陶瓷教育奠基人”，是名符其实还是刻意夸大?一时引起了艺术界人士与彭友善的亲朋好友在网络上的热烈争论，凸显出截然不同的认知和价值论定。核心问题在于：什么样的艺术家才能有资格享受政府投资修建个人美术馆，才能保证有限的公共文化资源不被滥用?

　　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由政府划地投资修建，是政府营造文化都市的举措。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艺术品味和文化水准。毫无疑问，这种公共文化建设需建立在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背景下，否则有限的文化资源就有被滥用的可能。国家文化资源极其有限，使得对艺术家的选择变得至关重要。原则上必须是在宏观艺术界有杰出成就和影响的艺术家，至少在国内是公认一流的艺术家，否则不但起不到城市文化名片作用，还会成为学界笑柄，最终美术馆也会沦为城市疤痕和文化烂尾楼。荷兰为生前潦倒死后成名的艺术大师凡·高修建美术馆，北京为美术教育家和杰出画家徐悲鸿修建纪念馆等，即是如此。

　　江西历史上最有名的艺术大家莫过于八大山人朱耷。20世纪则以傅抱石和黄秋园为国画翘楚。而作为20世纪杰出画家，傅抱石和黄秋园尚未有专门美术馆(有纪念馆但非美术馆，两者意义完全不同)。与傅、黄二人同时代的彭友善在国内籍籍无名，艺术成就非常有限，亦非在艺术教育上作出杰出成就的美术教育家和活动家，更不要说能够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灿烂一笔。那么，为什么南昌市政府会首开先河，为这么一个成就平平的画家投资修建美术馆?

　　彭友善何许人也?其画作究竟达到了何种水准?据悉，彭友善为江西余干人，1930年代曾就读于徐悲鸿执掌的中央大学美术系(仅一年，这也是宣传上为徐悲鸿弟子的由来)，后毕业于武昌艺专绘画系。生前曾任教于江西陶专、江西师范大学，为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擅长油画、国画，尤以国画花鸟、山水见长，专擅画虎。从其资历来看，一直处于当地主流美术圈，无论是民国时的艺术专员，还是1949年后的大学教授及省美协副主席，可看出其人一直紧随时代，顺应潮流，根本没有被埋没的可能。相比较同时代生前被打压默默无闻，而死后成名的一代国画传统大家黄秋园，彭友善生前游弋于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尽得两党恩荣，可算是风光无限。再细观其作品，无论是早期献礼的歌颂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同舟共济》、《全民雀跃庆和平》，还是1950年代的油画《永生》，均与政治环境能取得一致而为配合时事的应时性作品。献礼型的画家在任何时候都有但大多没有美术史高度和意义。后期的山水、花鸟特别是虎画可以代表彭友善最高水准，但均未能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一席之位并产生任何影响。关键还不在作品是否配合政治宣传，而在于作品达及的高度能否与宣扬的“艺术大师”相匹配。
这样的画家在国内很多，各省都能列出一批：题材、笔墨、创意均限于传统，并无丝毫突破。无论在民国时的画作还是1949年后有限的几幅油画及大量的国画(山水、花鸟、老虎等)，均淹没在历史洪流中，没有形成个人较独特的风貌。画家能否在其时代矫矫不群脱颖而出或能像黄秋园或凡·高那样“吹尽黄沙始见金”而泛出，这是判断其实际成就的基点。具体来说，彭友善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较为安分守己的画家。他很懂得与生活、政治环境取得一致，更懂得安身立命的重要。所以他画作中没有厚重的传统笔墨的持续修炼高度，如黄秋园或黄宾虹;更缺乏艺术大家那种秉承个性而独抒己见的内心强悍张力;更不存在被埋没的可能(他生前一直位据省美协领导)。他的所谓“中西结合探索”是夸大了他绘画中西画的影响，因为后期的国画沿袭吴昌硕、齐白石等人，为典型的传统形态。退一步讲“中西结合”也绝非彭自己独创，更未有实际有力画作呈现。特别是作为代表作的国画均是传统样式，丝毫无中西结合痕迹。连林、徐二人的中西结合都难称成功，更何况仅接受过粗浅西画教育，一直从事美术宣传和教学的彭友善呢。

　　要质疑的是，南昌市政府为这样一个画家建个人美术馆的依据何在?或曰彭友善是“现代陶瓷教育奠基人”?并声称培养了陶瓷工艺美术大师汪桂英、张育贤、吴少湘等人。细查其履历及景德镇陶瓷学院发展史，发觉根本没有宣传中的“中国陶瓷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自1910年创中国陶业学堂，至1949年后为江西陶专，1958年方改为现名并招收本科生。彭友善1951年到陶专参与教学，任副教导主任，他并没有过陶瓷创作与经历，最多是作为学校管理者兼教美术基础课，何时成为现代陶瓷教育创始人了?现代陶瓷教育从1910年开始一直针对特定的从业者，如留学日本并学习现代陶瓷和窑业的张浩、汪蟠等人。而汪桂英自幼随父汪野亭学习陶艺，1954年毕业于江西师院艺术系，1956年调入轻工业部陶瓷工业科研所开始陶瓷美术研究;张育贤1956年入景德镇陶专，1959年毕业于陶院。彭友善已于1955年借调搞创作及调离陶院至江西师院任教，直至退休，在以往从未有陶瓷教育奠基人的宣传;而吴少湘更是于1978年才考入景德镇陶院美术系。1985 年考入中央工艺美院雕塑研究生。此三人的受教育时间与彭友善教学生涯素无交集，最多算同乡关系，何来师徒之谓?况且汪、张、吴三人均从事陶艺，彭友善主要画国画、油画，一直未做过陶艺。除了1980年代后画过几幅瓷画，怎么去指导培养汪、张、吴诸人?也即是说，彭友善根本不是“现代陶瓷教育奠基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画家，未从事过实际的陶艺教育。

　　从地方政府宣传的“艺术大师及现代陶瓷教育奠基人”，到由政府财政拨款为其修建个人美术馆，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其中没有经过业内专家的学术评定及基本的专业成就认定。迄今为止，没有一本20世纪中国美术史提及彭友善及其艺术。在画界，彭友善的知名度最多仅限于江西省。
出一本画集、找两个人写文吹嘘、被美术馆收藏等就可以证明他是大师了?收录彭友善作品并被标榜为艺术成就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只是出版社编辑的，内中选取的艺术家很多水准不一，地位待定，根本不能作为权威认定。事实上，凭彭友善的绘画水准及成就也根本不可能进入艺术史，最多可以作为地方上的画界贤达进入江西区域美术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名闻遐迩的“艺术大师”。历史纵然是个小姑娘，也不可能由得人随意打扮。

　　在“大师”满天飞的时代，南昌市政府没有能够以严谨的方式对其修建美术馆的艺术家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学术认定及专业质询，何况这种学术认定并非停留在宣传上，而这恰恰应是政府为艺术家修建美术馆的初衷和依据。即便如今的艺术家个人研讨会往往沦为了夸赞和吹捧，利用大众传媒的宣传也往往充满水分名不符实，但是我们也要尽可能接近真相，作出与之相匹配的学术论定。我们也仍然可在各种不同的美术史版本中看到公认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成就。真正有成就的艺术家随着事件的推移，会逐步进入严肃的研究者的视野，哪怕如黄秋园式被历史埋没的艺术家，也终有一天会浮出水面被世人所熟知。彭友善被其子及南昌市政府罔顾事实和专业认定，任意打造成被遗忘的“艺术大师及现代陶瓷教育奠基人”，凸显出政府决策和学术论定的随意性，及其背后打造大师而可能出现的权商构谋。

　　彭友善亲属为其辩护，其心可解，其理不正。很简单，若彭友善子女个人出资为其父买地修建美术馆，哪怕建成家庙，最多说不值，没人会质疑其孝心，原因在于这是私事。可是，政府动用公共财政行国家慷慨为一个成就平庸的画家树碑立传和修建美术馆，那就属于公共文化事务，应该经得起推敲、考验和质疑，必须是学界公认在美术史上有一席之位的艺术大家，否则就是滥用了国家有限的文化资源。“彭友善美术馆事件”看似仅为个案，实质是公共文化资源被滥用，个人为谋私利和占据有限的社会文化资源，而全然不顾基本的学术认知和价值判断，也即是践踏艺术标准和公共资源的行为。其背后实质上是政府相关决策标准缺失，以人事主宰公共事务。说明一些部门严重缺失公共决策与普世价值。有限的文化资源应该用在真正杰出成就的艺术家身上。有关部门须为此作出解释和反思，并应该纠正错误，修正不良影响和城市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