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篇文章曾经引起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和朝鲜劳动党的关注!!!作者:小松潘
编者按:我不知道我曾经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复兴论坛上的那些浏览量高达几万乃至几十万人次的数以百计的传播毛泽东晚年光辉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红色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有没有被江胡习等特色当局所关注,但我以下的这篇文章确确实实是被红色朝鲜所关注到了。因为我的这篇文章《小松潘论当今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发表后不久,朝鲜劳动党国防委员会即刻发表声明决定单方面废除六方会谈。我认为这决不是什么巧合,而是我小松潘这篇文章最终引起了共产主义红色朝鲜的警惕。回顾十年前在朝核问题上,共产主义红色朝鲜因为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六方会谈”而处处遭到美帝国主义和中国特色党的打压处处受到牵制,不敢在制核拥核问题上坚持自己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和国家主权。我小松潘觉得,既然美国允许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制核拥核,为什么就不能给共产主义国家红色朝鲜拥有公平地位?我认为,红色朝鲜决不能屈服于东西方列强的压迫。为此,我小松潘在央视网撰文强烈呼吁红色朝鲜必须果断终止被东西方列强所操纵的丧权辱国的所谓“六方会谈”。时隔 三个月之后,以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正日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通过《朝鲜劳动新闻》向全国宣告:“朝鲜决定单方面终止六方会谈”。不久,红色朝鲜原子弹爆炸,举国欢庆,朝鲜成为了事实上的拥核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侵略朝鲜的图谋永远结束了……不知是巧合还是我小松潘的强烈呼吁引起朝鲜最高领导层的注意我不得而知!!!小松潘
《小松潘论当今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者:小松潘一一一一一一在毛泽东的工农兵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和朝鲜被誉为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友好邻邦,经过朝鲜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中朝两党两军和两国人民更是被提升到"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这样的前所未有的高度来比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称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中国人民称金日成为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在朝鲜辽阔的三千里江山的红色土地上,长眠着无可计数的我英勇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如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战斗英雄和被我军授予的特级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杨根思以及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等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可以这样说,在1976年以前,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朝鲜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朝鲜人民的可靠后方,也可以这样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完全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国家安全根本不成问题,遗憾的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相距离世后,中国发生了军事政变,随着一批毛共产主义运动的忠诚卫士被捕入狱,客观上宣告了全人类最伟大,最公平正义的工农兵社会主义时代结束了,中国进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化的精英时代,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现代修正主义和特色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毛非毛,反共非共的所谓"改革开放"时代,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已不复存在,在走资派邓小平主持的腐败政治年代,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已很少往来,中国党和政府不再称毛泽东为伟大领袖和导师,不再称金日成为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而是称为朝鲜国家领导人!中国党和政府的新闻传媒连篇累牍,不厌其烦恶毒丑化和妖魔由毛泽东发动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以及由此而诞生的工农兵当家做主的伟大时代--工农兵时代为"十年浩劫",他们恶毒攻击毛泽东晚年正确思想为错误思想,全盘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盘否定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全面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全面丑化,歪曲和妖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理论,以达到全面瓦解毛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目的............最后,朝鲜党,国家和人民也跟着被丑化了,在中共官方媒体的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和宣传汉奸文化,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凤凰网,连篇累牍地出现丑化,歪曲,攻击,妖魔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右派反动文章,恶毒攻击和丑化伟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乞丐国家和流氓国家,妖魔红色共产主义的朝鲜为中国的"文革"时代,总而言之,对朝鲜党和国家的丑化和污蔑到了极点!!!众所周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和朝鲜人民军军歌的作者都是由朝鲜著名作曲家郑律成同志创作的,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由毛泽东,金日成缔造的,可是,这种传统友谊随着历史的风云变幻,一直发展到今天已不复存在,已荡然无存,已烟消云散......幸庆的是,今天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也已看清了这一点,已看到了如不发展战略核武器,全球的唯一一个社会主义的朝鲜将面临被美帝国主义消灭的崩溃边缘,如不拥有战略核武器,如果朝鲜战争一旦爆发,朝鲜这个全球唯一的共产主义国家,必将面临孤立无援的境地,到那时,中朝两国漫长的边境线将会被亲美的特色中国政府当局强行关闭,到那个时候,朝鲜就会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因此,朝鲜必须拥有自己的战争核武器才是上上之策,停止和东西方列强所操纵的丧权辱国的所谓的"六方会谈"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小松潘发表于2012年10月25日央视网
朝鲜国防委员会2013年1月24日就朝鲜单方面决定废除六方会谈发表如下声明
【核心提示】鉴于美国的敌朝政策进入新的危险阶段,鉴于某大国被美国压抑而抛弃原则,鉴于联合国已沦为徒有其名的国际组织,朝鲜决定废除六方会谈原有议题,以后只讨论世界无核化而不再讨论半岛无核化。朝鲜将继续进行核试验,并且绝不掩饰核试验的目的是针对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美国。
声明全文如下:
朝鲜成功发射第二颗“光明星3号”人造地球卫星,是把国家尊严和荣誉提升到最高境界的民族历史上的大喜事,是全世界公认的和平宇宙开发计划的大胜利。
爱护正义、珍惜良知的世界人民对幅员并不大的朝鲜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都像自己的事情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连习惯了排斥异己的敌对国专业机构也放下傲慢的姿态,不得不承认朝鲜和平的卫星发射大获全胜。
尽管如此,美国连年诋毁朝鲜和平的卫星发射是“远程导弹发射”、对联合国决议的“严重破坏行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挑战”,并制造相关舆论,最终策动联合国安理会炮制出了新的制裁决议。
此次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由美国主导进行幕后协商制定框架,并由盲从已成体质的成员国像木偶一样举手通过。
这如实证明,美国的敌朝政策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还说明,连应当带头建立世界公正秩序的大国也被美国的专横和强权所压抑,糊涂得甚至不惜抛弃必 须坚持的起码的原则;更说明,应以保障成员国自主权利和安全为使命的联合国安理会,也沦为了不能指望有所作为的徒有其名的国际组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就千万不正当的对朝决议,阐明以下严正立场:
第一,全面驳回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一切非法对朝决议。朝鲜本来就从未承认敌对势力为侵犯朝鲜主权而炮制的任何形式的卑鄙的制裁决议。
自主权是国家和民族的生命。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丧失了自主权,就等于名存实亡、生不如死。
卫星发射是朝鲜堂堂正正的自主权利,是国际法公认的合法的行使主权行为。美国和现有的卫星发射国没有任何资格和理由横加干涉。
如果以为诡辩只有自己发射的是卫星,人家发射的是远程导弹这一强盗逻辑可以在这个光明世道行得通,再没有比它更愚蠢的妄想。
美国必须明白,时代变了,朝鲜军队和人民也变了。
在捍卫主权的全民族性斗争中,朝鲜和平的人造地球卫星将更加不断跃升太空。
第二,鉴于美国的敌朝政策进入了更加危险的阶段,必须集中全力推动美国等大国的无核化,而不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对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美国等所有阴谋势力的敌朝政策和作为其后盾的美国庞大的核武装。
因此,我们军队和人民得出了这样一个最后结论:只有彻底地先行推进包括美国无核化在内的全世界无核化,才有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能保障朝鲜的和平与安全。
美国带头践踏朝鲜的主权,而其追随势力对此随波逐流,联合国安理会随之完全沦为丧失公正和平衡的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向世界宣布,六方会谈和“9.19”共同声明都不复存在。
今后,或许有旨在保障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本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对话和协商,但绝不会再有议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对话。
第三,为粉碎美国及追随美国的不纯势力敌朝阴谋活动,捍卫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将投入全面对抗战。
由美国主导炮制的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是恶毒的敌朝政策的最危险阶段。
朝鲜军队和人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民族主权被侵犯、国家最高利益遭践踏袖手旁观。
面对造成的事态,朝鲜军民将为维护比生命更宝贵的自主权,粉碎美国等所有敌对势力的敌朝孤立扼杀阴谋,一致奋起投入全面对抗战。
千万军民的经济强国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征服宇宙斗争、意在捍卫国防和国家安全的加强遏制力,都将服从于粉碎美国等所有敌对势力的阴谋活动。
我们并不隐瞒在跨世纪持续的反美对抗战的新阶段这一全面对抗战中,朝鲜将继续发射的各种卫星和远程导弹、将进行的高水平核试验,都针对朝鲜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国。
同以弱肉强食为生存规律的美国,不能用口头,而只能用枪杆子决算。
世界将清楚地看到,确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沿着捍卫主权的正义道路疾驰的朝鲜军民将如何惩罚所有的敌对势力!!!一一一朝鲜国防委员会2013年1月24日
小松潘与红色苏联!!!作者:小松潘 我小松潘没有去过红色苏联,我跟苏联最亲近的一次接触是1987年在中国美术馆参加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革命历史展览会。在这次的展览会上,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斯大林时代人类首次驾驶宇宙飞船遨游太空的苏联红军上校加加林的宇航服(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 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1934年3月9日一一一1968年3月27日,苏联航天员,苏联英雄,苏联红军上校飞行员,是全人类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也是第一个从太空中看到地球全貌的人。加加林生于苏联斯摩棱斯克州格扎茨克区的克卢希诺镇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家庭,白俄罗斯人。1955年从萨拉托夫工业技术学校毕业后参军。1957年在契卡洛夫第一军事航空飞行学校结业,成为红旗北方舰队航空兵歼击机飞行员,同年与瓦莲京娜结婚。1960年被选为航天员,加入苏联共产党。1968年3月2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同志的公文包与水壶。刚进入展览大厅,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带着锤子镰刀的红色苏联国旗,大厅庄严肃穆,展品旁边站着的是十分漂亮的苏联女红军战士。我带着充满好奇的心情,小心翼翼地仔细观察着每一件展品,可以说这次一次震撼心灵之旅。所有的展品逼真到如同让你亲临现场、无法想象。不管你看到加加林宇航服上面的灰尘还是列宁同志那布满裂痕的公文包或是生锈斑斑的水壶,你都会感到你好象是在身临其境。实际上所有的展品只是一面面镜子,我忍不住朝着镜子底下看过无数遍,但是镜子下面空空如也,真是让人不得不赞叹前苏联伟大的高科技巳经发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后来到了1999年,我在香港《大公报》又认识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著名摄影家杨恩先生(杨先生跟周总理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先生是深交的好朋友),那时杨先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出版印刷人民美术出版社大型画册《人民总理周恩来》和他在1990年代表新华通讯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前往苏联境内拍摄的大型摄影画册《苏联》。我和杨恩先生在一起吃饭时谈到了前苏联他的那些亲眼目睹的事,谈到了他在高加索、贝加尔湖、叶卡捷琳堡、克里米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阿拉木图、明斯克、第比利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格勒(圣.彼德堡)、斯大林格勒(察里津)、斯莫棱斯克、莫斯科等他亲眼所见所闻,甚至还特别提到了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亲自会见和热情款待他的情景......这就是我小松潘直接或间接接触到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接触到由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领袖,人类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列宁和斯大林亲手缔造的共产主义红色苏联的亲身经历!!!小松潘
参与抓捕四人帮一干人的悲哀结局!!!作者:公者千古流芳
发布时间:2014-05-14 08:27:14 来源:铁血社区
抓捕“四人帮”是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虽然后天戴上了诸如“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等政治罪名,却无法掩盖个人好恶和权力之争在其中的作用。它的最大意义是为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的过度清除了障碍,为邓小平等重新上台创造了条件。主导参预这次行动的人,不仅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被历史所垢病。
中央高层六年的大换班。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驾马车”同年离世,中国政坛失去了核心。一面是皇袍加身的华国锋跃跃欲试,一面是文革新生代百般掣肘,还有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大批老干部虎视眈眈。1973年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 央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 德 、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 生 、童必武。其中毛泽东(76年9月9日)、朱德(76年7月6日)、周恩来(76年1月8日)、康生(75年12月16日)、董必武(75年4月)均过世,李德生被中途换下(75年1月10日),邓小平进入(75年1月10日)没多久又被打倒,华国锋刚刚入常(76年4月7日)。
在毛泽东去世时,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华国锋、王洪文和叶剑英,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四个人。除常委外,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有韦国清、刘伯承、江 青、许世友、纪登奎、吴 德、汪东兴、 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张春桥、姚文元。后补委员是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解除一切职务。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委主席。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职的只剩叶剑英一人。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政治局常委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组成。政治局委员由韦国清、乌兰夫、方 毅、邓小平、 华国锋、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 纪登奎、苏振华、 李先念、李德生、 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 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 倪志福、徐向前、彭冲等23人组成,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副主席,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和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被清出政治局。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为中央主席,赵紫阳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政治局常委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新的排名顺序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文革新生代基本被全部清出了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委员25人: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 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
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 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 廖承志。 候补委员:姚依林、秦基伟、陈幕华 。
至此,中央十届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叶剑英、韦国清和李先念三人。短短六年时间,中央高层发生了大换班式翻天覆地的变化。1985年9月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叶剑英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参预抓捕四人帮的功臣后来结局均不佳。
很长时间以来粉碎四人帮被说成是大快人心的历史功绩,许多人都想分一杯羹,从不同的角度自夸其中的功劳,连一些跑腿的也把抓几个文弱书生描述的惊心动魄,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这场所谓的粉碎行为,无论从法治角度还是政治游戏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道义上也站不住脚,受历史抨击是必然的。
这次对四人帮的清除如果论功行赏的话,首推华国锋。虽然他只是因为四人帮“欺人太甚”,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背信弃义”,至少在人格道义上站不住脚。仅从这一点上,他不足以成为国家领袖级的人物,后来被赶下台是咎由自取。汪东兴既是抓捕四人帮的力主者,又是具体实施人,论功行赏该排第二。他是毛泽东的近臣,也是历史上对毛泽东最忠实的人。他更多是与江青有矛盾,因私人恩怨而毁掉毛泽东的亲属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叶 剑英、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上的功劳被夸大,他们只是利用了华国锋在清除四人帮的机会,顺水推舟并在态度上支持了华国锋。事实上他们虽然没有像华国锋等人那样被清洗,却有名无实的被边缘化,后来对国家形势没有邓小平和陈云那样有决策作用。原因在于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位,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 真、薄一波等东山再起的老干部不同,在清算文革问题上会涉及到。
陈锡联、纪登奎、许世友、李德生、吴德、吴忠这些人是被划进毛泽东体系或华国锋线上的人,虽然在抓捕四人帮问题上出过力,却被定义为文革既得利益者。他们与四人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整肃是必然的。其它参预抓捕四人帮的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奖励。
张耀祠,这位毛泽东老警卫负责人,1964年就晋升少将军衔。虽然在抓捕四人帮中功劳甚大,却仍受到长时间的审查,最后下放到成都军区任副参谋长。以中央后补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调任军区副参谋长是一种降级使用。
武健华,时任副军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奉命参与策划、组织、拘捕、关押四人帮,并任中共中央清查“四人帮”专案组办公室成员。1979年被调任陕西省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正师职)。他的唯一收获是可以在媒体面前大讲自己抓捕四人帮的英雄事迹,不管是否真实,却是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收点出场费还是可以的。邬吉成,解放前就是毛泽东的随身卫士,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是江青的主要随卫。在抓捕四人帮时负责外围工作。1979年调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仍然是个副军职。退休以后,一面出书和积极参加纪念伟人的活动,一面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向媒体报料。
毛维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参预抓捕四人帮。1979年调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也是平调。其它人包括中央警卫局的处长孙凤山、副大队长毕方治,以及负责解决王洪文的组长李广银,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负责解决张春桥的组长纪和富,队员蒋廷贵、徐金升、任子超;负责解决江青的组长高云江,队员黄介元、马盼秋、马晓先(女);负责解决姚文元。组长滕和松,队员康海群、张云生、高凤利;以及现场担任警戒的丁志友、东方、叶桂新、赵汝信等人,文革后也没有得到重用提升,很多人都以不同的说法叙述了抓捕四人帮的过程。这些人以不同的版本解说当年发生的事件,互相之间又非常矛盾,很多是无中生有。
抓捕四人帮无关政治正确。抓捕四人帮没有论功行赏的主要原因是这次抓捕无关政治正确,只是文革权力斗争的表现形式。而且就文化大革命而言,这些人的屁股并不干净。
无论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及叶剑英,他们清除四人帮势力并非是要改朝换代,也不像邓小平后来那样扭转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而是私利当头,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排除异己。华国锋是毛泽东器重的人,他默认“按既定方针办”和“两个凡是”,说明他不可能改变毛泽东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作为资历不深且人脉不广而位极人臣,他错误的认为威胁最大的是文革新生代,没有看到虎视眈眈的老干部才是最大的威胁。
仅从这一点上看,华国锋至少不是位成熟的政治 人物。正因为此,清除四人帮既是他的功绩又是他一生广受垢病的问题之一,落了个两头不讨好。他的这一举措如其说是“英明”,不如说是愚蠢。汪东兴没有摆脱历史上“宦官”的特征。他既忠诚于毛泽东,又想从中弄权。以大警卫员挤身中央中央政治局使他忘乎所以,开始挑战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干涉朝政。结果虽然因抓捕四人帮而高升党的副主席,却被各方不认同。就像他的女儿汪延群说的“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说明他要夺的是四人帮的权,并非是对他们的真正打倒。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否定了毛泽东及四人帮也等于否定了自己。汪东兴与胡乔木、邓立群一样,既想讨好邓小平,又不想放弃一生追随毛泽东的信念,最终只能在纠结中打圈圈。
叶剑英是位机会主义式(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智慧)的政治人物,历史上有多次“反水”经历。这位老“参座”的心思主要以揣测毛泽东意向作为行动的指南,文革中一直活跃在运动中。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是肯定的,但毛泽东最后向他“托孤”则值得商榷。叶剑英被毛泽东“托孤”一说是《叶剑英传》自己编造出来的,并被《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金冲及主编)所采用。在华国锋被废黜之后,他仍然说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头脑里有愚忠愚义思想”,继续他的毛泽东“托孤”一说。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 汉刘邦托孤周勃、蜀刘备托孤,都因为圆满完成了托孤任务而名名垂千古。叶剑英则不仅亲手把“先主”的老婆关进监狱,而且伙同他人把“孤主”赶下台。
他错误 的以为清除了四人帮自己就成了鹤立鸡群的老革命家,然而当邓小平、陈云、徐向前、聂荣臻这些老一代人物登场后,他立马放弃“托孤大臣”的身份,宁可要一个 副主席的虚名,也不为华国锋殉葬。叶剑英是反手作空的高手。邓小平没有参预粉碎四人帮,对华国锋等人的行为不屑一顾,只把他们当作是过渡人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上台,也可以通过审判四人帮开始“非毛化”,却不会让 这种“政变”流芳百世。作为政客,他知道这种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法律上也站不住脚,必将受到后来人的垢病。他毫不留情的把这帮机会主义者全部赶下台,重 起炉灶开始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邓小平才是抓捕四人帮的最大受益者。
参预抓捕四人帮各类人物的结局是悲哀的,他们没有因为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壮举”而获得利益。相反,大部分人因此被下台或边缘化。历史无论向那方面发展,不论是毛泽东回归还是邓小平旗帜占主导,抑或是中国发生政治反向,这批人都是“马戏丑角”,无法得到正面评价。因为他们的行为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动用公器抓捕政敌,破坏了政治游戏规则。这是历史的疯刺,也是他们的悲哀。(完)
鲁迅并没有博士一类学历,也没有博导一类职称,更没有专家、教授、大学士、院士一类吓人的桂冠,但这丝毫不会妨碍他的圣人地位,因为文豪中只有他的思想是匕首,寒气逼人,令人震撼,只有他的灵魂是瑰宝,晶莹剔透,更易逼使人类提升。他是战士,文化战士,思想战士,他一直在与看不见的无数隐形敌人做殊死格斗,当我们为那些美丽苍蝇狂欢鼓掌,大喊“耶”的时候,却完全忘却了光顾这位战士那带血的不朽灵魂。至于毛泽东,就更是如此,革命期间自己经常危在旦夕,不能尽孝堂前,乃至牺牲多位亲人,这些众所周知的就不讲了,我们单是看看他建国后,作为最大的官,是怎么当好“上梁”的,就可以充分领略他的巨大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乃至他难以逾越的神圣性。谁都明白,功高日月的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力的毛泽东,倘若以权谋私,当今中国任何大贪官都比不上他,但他不会那么干,不可能那么干,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打江山的,是为人民打江山的。不像现在的贪官们,仅仅是为自己“先富”而“工作”的。
毛泽东自打西柏坡进京,就是要赶考的,就是要避免当李自成的,但要赶考,自身首先要答卷,自己是最大的“上梁”,如果自己这个最大的“上梁”不正,必将祸患无穷,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要率先从自我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甚至别人难以做到的,自己也要率先做到,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首先,他拒绝受封,他感念开国元勋们的功劳,心甘情愿为他们授予元帅军衔,但自己却坚决拒绝当大元帅,他骨子里就讨厌封建社会封妻荫子、加官进爵这一套,但又不愿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为了不至于影响元帅们的情绪,他只用诙谐幽默的口气阐明了不当大元帅的原因,他说“这样的大元帅服,穿在身上很不舒服。”其实,这话里有话,很有深意,绝不仅仅是肉体不舒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不舒服,他实在不愿意威风凛凛,他实在不愿意高高在上,他实在害怕人民敬而远之,他只愿意平平常常,当好中国第一号老百姓。后来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为他没有军衔感到遗憾时,他又风趣的说:“帅、将、校,统统都不要。”为什么“不要”?寓意深远啊,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启蒙高层啊。
其次,自己带头艰苦朴素,拒绝特权,绝不因打下天下而生丝毫享受意识和特权意识。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家里的饭桌上,最奢侈的菜就是红烧肉,在毛泽东的一生里,从未断过补丁衣服,他从不用公款请私客,他从不给亲属找工作,他只用自己的稿费周济困难的亲朋,他家里的经济经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江青喜欢照相,可从来没用过公家胶卷,江青喜欢打扮,可却因买不起新衣服,经常把旧衣服洗了又洗,熨了又熨,再穿。尽管她穿得干净利落,但实际上却并没有几件值钱的衣服。世人只顾骂她是“白骨精”,可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见过世面、演过电影的非凡女子,共和国的第一夫人,从延安到西柏坡,一路伴随领袖风尘,一路伴随领袖生死,只有艰苦,无从享受,乃至到了北京,却依然艰苦朴素。当我们看到贪官妻子脖颈上价值连城的项链时,你不觉得辛酸吗?江青,一个最懂得打扮却一生不能尽情打扮的人,一个最懂得享受却不能尽情享受的人,为什么会到这步田地?就一个原因,只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只要有毛泽东在,她是断然不能随意享受的。她最终以“罪犯”的身份,悄然离开人世,给我们留下咀嚼不尽的伤心滋味。
有人说毛泽东抽“特制烟”,并讲出不逊之词,抽烟是领袖的最大爱好,什么都可以不讲究,但不抽烟是不行的,因为烟是他心灵的伙伴,就是这个伙伴,帮助他几乎在绝境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干掉了日本鬼子,剿灭了蒋介石,把美国联军赶出了三八线,这样一个功德惊天泣鬼的伟人,在最不容易的前提下,亲自打出了一个最大天下的人,仅仅抽根特制烟,也算得上是“腐败”吗?难道不给他“特制”,就让他抽廉价的劣质烟,影响他寿命,逼迫他早死,才算是“廉政”吗?你问问中国的老百姓,会答应吗?再次,限制家人的特权。我们知道,由于主席的限制,江青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一直默默无闻,没有露过面,没有出过国,没有享受过任何第一夫人的特权,六六年文化革命才不得已而出山的,毛泽东之所以准许江青工作,是因为她已经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由于长期受主席思想的熏陶,对主席的方针路线心领神会,这完全是从捍卫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但毛泽东对江青多有严厉批评。有人为了损毛,贬低江青,认为江青没有第一夫人的风范,不象蒋夫人宋美龄那样大家闺秀。谁都知道,江青是在风雨里苦难中被冶炼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共产主义者,而宋美龄则是温室中养尊处优的大贵族小姐。阶级立场不同,思想意识不同,思想感情不同,风度气质也就必然不同,两者岂可相提并论,乃至无理比较?!
毛岸英作为毛泽东的长子,儿时便失去母亲杨开慧,曾在上海带着两个弟弟流浪,当过兵、务过农、做过工,在苏联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受过斯大林嘉奖。就是这样一个放到哪里哪里都可以让人心服口服的好苗子,毛泽东却只让他在北京某工厂当个科级干部,而且还是个副科的。抗美援朝,又恳请彭总带他去朝鲜,死于非命。有人污蔑主席另有所图,到底是何所图?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主席的意图非常明显,毛岸英牺牲后,有人要把尸骨运回国,主席不同意,他说,别人的儿子埋在朝鲜,为什么毛岸英不能埋在朝鲜?实际上这已经折射了毛泽东的当初意图,别人的儿子可以送死,我的儿子为什么不能送死?死儿子的事,我毛泽东应该带头,这是对全国所有赴朝好儿女们的巨大鼓舞,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意图,这才符合毛泽东的人格逻辑。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毛泽东不是不爱妻子儿女的人,但他给这种爱同样赋予了神圣境界,反思一下,毛泽东给予子女后代过什么?除了严格要求,就是严格要求,毛岸英可歌可泣的短暂人生,就是明证,我们可以历数所有高干子女的幸福指数,毛岸英无疑是最低的一个。即便现今毛新宇的将军光环或体面生活,虽与毛泽东有间接关系,但也不是毛泽东直接给予的。假如他的后人境界修炼不到位的话,会对毛泽东真心满意吗?我从孔东梅的话语里已经听出了弦外之音---过日子才是实在的,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理想缺乏意义。为什么当今领导们不会象毛泽东这么干?因为他们很识时务,很讲究实惠,他们给子女乃至钦定的高层干部们营造了巨大的幸福空间,他们至少不会落下子女的埋怨,上来的干部们会不孝敬他们吗?不会的。毛泽东带出来的干部,除了艰苦奋斗,还是艰苦奋斗,没享受特权已经很委屈了,还要被群众监督,被人民运动,让他们挨造反派批斗,委屈大得不得了啊,又怎么可能象新生代干部们孝敬提拔他们的上级那样,得到应有的供奉呢?其实,谁更伟大当官的心里也有数,只是做事还是要从私利实际出发,宁肯指鹿为马,不愿逆流违抗,迎合赵高类才更容易被提拔。
毛泽东已经沉淀为镇国之宝,毛泽东的存在,震慑了所有叛党变质分子,无疑大大影响了现在的特权者们的与时俱进,所以有人巴不得他老人家尽快臭掉,尸体也别在天安门广场碍眼,赶紧鼓捣到韶山那个山沟里去凉快凉快得了,眼不见心不烦。于是,一个神圣的人,就这样被冷落了。假如你的良心没有丧尽,你能毫无触动吗?作为一个圣人,一切都可以为头脑中的神圣境界做出牺牲,由于他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牺牲,几乎任何一个修炼不到位的人,都似乎有理由指责毛泽东---比如他的后人,“你毛泽东为了自己伟大,连老婆孩子都不顾,从来不给家人谋幸福,算什么好丈夫?算什么好父亲?”比如老战士、老干部们,“你毛泽东为了自己伟大,从来不给我们这些跟你打天下的人谋特权谋幸福,只会让我们吃苦受罪,从不让我们享福,你够意思吗?你好让我们寒心啊?”比如新一代的年轻人,“你毛泽东为了自己伟大,让我们上山下乡,接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你毁了我们青春,你赶快还我们养尊处优的幸福青春啊?”……等等等等,没完没了。是的,毛泽东实在是“罪责难逃”,但他为什么要“犯罪”?他想给你们好处,易如反掌,但他为什么不给?你问过吗?他这样做,难道仅仅为了自己“伟大”吗?他已经很伟大了,没必要再以伤害这么多人谋求“伟大”了,他有着世俗之辈无以理解的神圣境界,为了这个境界,他一味地牺牲、牺牲、再牺牲,失去、失去、再失去,舍得、舍得、再舍得,可却没有几个人买他的帐,直至死后,也不得消停。一一一作者:宇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座教授)
读后感:有人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不是真话,而是奉承话和赞美话。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大错特错了。西藏百万农奴是怎样得解放的?是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才获得解放的,烧掉了所有的卖身契和所有欠奴隶主、教主、老爷的所有债务凭证和账单,比如欠债合同书等,让每家每户农奴真正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这不是每家每户农奴的的爹妈给的,是毛主席给的。同样,中国的亿万受苦受难的穷苦老百姓,原来他们悲惨的命运也是毛主席给他们改变的,是毛主席给他们带来幸福的。毛主席让中华民族摆脱了几千年来战争带来的苦难。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早就被蒋介石消灭了,中华民族说不定也四分五裂了,甚至已经不存在了,这是真话。不管谁站在哪个角度看毛主席,毛主席都是自始至终站在弱者一方,站在无权无势者一方,站在最痛苦最无助的一方说话和做事。他老人家始终站在社会底层立场,维护社会最底层穷苦人的根本利益。漫长的客观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历朝历代最高统治者和最高权力者中,只有毛主席一心一意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只有毛主席能说到做到,而其他最高统治者和最高权力者只说不做,或者压根做不到。改革开放期间,河北农民郑燕良为了避免百万高额医疗费用,他用一把钢锯锯掉了自己的右腿。这实际上已经告诉世人:中国丧失了公平与正义,无权无势的绝大多数穷苦老百姓已经失去了政权的保护。从以上角度进一步说明:毛主席晚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出关于阶级斗争为纲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抓捕所谓“四人帮”的政变是完全错误的。任何人都可以站在个人恩怨情仇的角度去反对毛主席,反对所谓的“四人帮”,但这只能是站在你个人根本利益得失的角度而已,你永远代表不了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你可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所谓的“四人帮”,利用你手中掌握的绝对公权力继续批判毛主席,继续批判所谓的“四人帮”,甚至疯狂的、毫无节制的歌颂和鼓吹你想要鼓吹的人,这是你的权力,没人可以阻止你,也不敢阻止你,因为谁阻止你可能都没有好下场,你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说明这一切。可是,我小松潘可以告诉你:真理不在你这边,真理永远在毛主席一边!!!作者:小松潘
毛泽东同志于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全文。从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会议气氛是正常的,毛主席是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毛主席分析问题是极为透彻的,是穿透历史时空的。总之,七千人大会为国家面临的一系列困局铺平了道路,指明了方向。
原文: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笫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那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在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象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观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象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象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那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象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分,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缎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起。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那一些阶级?压迫那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会议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那些先革,那些后革,那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O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 “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O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O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观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莱、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观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会议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例。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O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象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以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 (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象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伟人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胸怀!那宁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蒋介石如何能比?——民族复兴网编者)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会议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没有指明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土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红旗杂志》、新华社北京六月三十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