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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色”非从“粗乱”来

 

   单凭一人书法就可在书坛自立一派,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够奇怪吧?这个“奇了怪了”之人,就是章太炎。

    沙孟海说,章太炎并非职业书人,其书法却是自成一格,不入流派自成流派,风格高淳朴茂,结体端庄古拙,笔法雄健精熟。最享盛名的太炎篆书则被沙称为“古文字学别派”,以区别于古文字学旧派(又称经小学派,代表人物钱坫、洪亮吉、孙星衍)、古文字学新派(又称古器物派,代表人物吴大澂、罗振玉)以及书家派(代表人物王澍、邓石如、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

    章太炎(1869—1936),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姚人。被胡适誉为“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清代学术史的压阵大将”的章太炎,是近代中国少数几个堪居“国学大师”之位而并不惭愧的人物之一。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基本定位,就是以乾嘉汉学根基而容纳西学新法,融会新知,虽以清代朴学的承传人和发扬者自我期许,又能突破清学藩篱,自立面目。其文思学理博大精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过深刻影响,自立宗派,卓然大家——和他的书法在书坛,感觉何其相似?

    太炎少年一度就读杭州诂经精舍,是德清大儒俞樾的弟子,又曾受业孙诒让,致力于古文经学、古文字学、音韵学……早年标举“实事求是”,等视九流诸子,不独尊儒;中年以后援佛证庄,以庄证孔,重新认识新旧儒学的价值;晚年则对儒学浓重的现实精神感召多有认同,颇有沟通政、学之志。文章气格上追三国两晋,持论仿佛晚周,“守己有度,伐人有序”,高古典雅,自成一格。

    太炎一生低首明末清初的遗民大儒顾炎武,钦佩亭林兼具“儒材节义”,“以济世之弘才,抱艰贞之大节”。顾炎武亲历明清易代伤痛,疾宋明以来学者动辄空谈心性的浮泛学风,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一生行谊都在追求生命境界与学术境界能够取得一致乃至相互促进。昆山人顾炎武中岁弃家北游,远离江南,“死不还乡”,往来于燕、晋、陕、豫间,希望于塞外苦寒之地寻求一个时代曾经丧失的生命质地与人性力度。与此同时,其学问的精研推求也即成为其性命的自我验证。

    太炎一生行事都在追步这位先贤,除了朴学开山大师的学术传承,更看重亭林“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的“以学救国”精神。太炎不仅著作等身,博大精深,《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文始》、《检论》、《菿汉微言》等著述对近代中国经、史、哲学的研究进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其现实经历而言,太炎亦曾“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被袁政府幽禁三年而峻严如初。种种“先哲的精神”,并世无第二人,实足为“后生的楷范”(鲁迅语)。

    太炎古文字学功夫精湛,因此,与一般书家比较,太炎的篆字一以许慎《说文解字》为依据,点画的增减,偏旁的去留,都非常讲究,绝不苟着笔墨,写小篆时又绝不夹入古文、籀文。“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太炎篆书的古趣浑厚,稚拙苍雄,自有一般书家所不能及的深刻理由,因其所关在“学”也。

    太炎篆书长卷,往往看上去节奏感分外鲜明,甚至是明快,大体每一线条的墨色都有程度不等的“润—枯—润”的变化。贬之者或以为有失稳重,略显滑易。笔者倒是偏爱这一“别派”的灵动,以为是太炎先生根性里面的激烈入世所致。尤其太炎对于古文字学的精通与亲切,使得笔下生风,常不知不觉中“眉飞色舞”起来,非常妩媚。可以为笔者此论断作证的是,太炎素不信新出土的古器物(为此太炎晚年没少得罪当时当行的史学家们),更不可能有意揣摩,然而他的篆书运笔结体,与长沙、江陵等地出土的楚墨书竹简,寿县等地出土的楚铜器刻款,却多所暗合,这其中缘由,便是“功夫在字外”,学问功力扎实稳健,落笔“笔法自然近古”。

    太炎行书同样名重当时,骨力苍劲,笔笔入纸,字体喜作狭长形,古意盎然,劲秀可喜。尤其在结字上,谐调均严,中宫收紧而不觉闷塞,圆转流走又能精神内蓄,下笔藏锋,收笔回锋,“藏头护尾,力在其中”。

    太炎为人作书,落款从来不写“仁兄”或“先生”,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也算国学大师、民国元老自我矜贵的一段好处。

    太炎晚年在苏州举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时的受业弟子姚奠中,曾经回忆太炎对其的书法教诲说:“学篆要写《汉碑头》,学隶要写《石门颂》,学魏要写《郑文公》。字要能放得开,也要能收得住。”太炎还让姚参考《天发神谶碑》和《魏三体石经》,然后融会诸家,才能纵横捭阖,运用自如,也是太炎一生为人师表的一节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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