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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泰斗书史巨匠——忆陈恒安先生

1937至1942年间,徐悲鸿先生几度来到贵阳,写生作画办展览,他与廖静文在贵阳定婚,恒安先生即是他们的证婚人。悲鸿先生在筑期间,两位艺术大师几乎每天见面,彻夜交谈,恒安先生以上等风字端砚赠徐悲鸿,悲鸿先生则以很少画的萼梅答谢,恒安先生在诗中曾说:“先生画马不画梅,此菩薛戒为我开”。同时画了几帧奔马给恒安先生,解放后,先生将这些分别捐给了博物馆、美协、徐悲鸿纪念馆。恒安先生晚年有《徐悲鸿先生在贵阳》的文章,详细记录了徐悲鸿在贵阳的经历,而今这篇回忆文章已成为研究两位大师交往及贵州抗战时期文艺史的重要文献。去年冬季,“悲鸿南归——徐悲鸿画展”在贵阳举行,我见其中几幅落款上说“画于化龙桥”、“作于贵阳”、“悲鸿居良风垣杨兄德纯家”,其中就有徐先生好用的都匀皮纸画马,而今两位大师都成古人,廖静文在座谈会上深情地回忆起那段甜蜜往事,回忆起陈恒安先生时说:“恒安先生是一位难得的才华横溢的国学大师”。

  1984年《贵阳书法篆刻选》出版,先生作《意先笔后翰逸神飞》的序言,对中国书法史上的成败得失作了详细分析,对清代以来刻板的书风进行了批评。“尝谓近五百年来,书法竟遭两厄:一厄于‘馆阁体’之科举末习……,一厄于‘碑版式’之江湖魔派……,”并对贵州书法的历史地位演变流程、方向、书风进行了概述,指出贵州书法在考古发掘中的第一手资料研究的重要性与实用性,以考古实物为依据对“西汉元始纪年之漆耳杯铭文精整细密,宛同针刻,可谓蝇头汉隶;如东汉永元纪年之陶罐铭文信手划来,参差不齐。又可称草隶……洵为省内反映汉代书艺之重要一环……”,“概略言之,黔之书法传统,带有地方习尚及作家个性者,集中表现在篆书、行书两方面。”并对篆书的渊源及郑珍、莫友芝、姚茫父诸前辈的篆书在贵州书坛的表率作用进行了梳理,应该说这是一篇全面而系统地探讨贵州书法史、书法风格及书家个性的文章。同年甲骨文的发掘地河南安阳殷契举办笔会,先生作为有名的文字学家、书法家被特邀参加此次盛会,但先生是时已养病在家近十年未出门了,便于病榻上写成《殷契书法漫述》寄往安阳,以示“心驰笔会与书坛”,这是先生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也是论述契文书法的经典之作,被收入1899至1999中国甲骨文年表及百年甲骨文论文专集中,该文以廿余首七绝为纲,就甲骨文的发现在中国文字体系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甲骨文研究与贵州学界书坛的关系,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与发展方向、甲骨文书法的技巧、甲骨文书法家的优劣站在大师的高度进行了阐述,全文既有宏观视野,亦作技巧指导,是一篇启迪来者的名山之作。

  在文字学与书法学方面先生所著《说文部首古今音谈》,将说文部首用小篆写出,每部首在旁用朱笔楷书释之,每字读音均写为两列,上列先注明反切并将《说文》原注解中“读若……”等有关小句随录其后作为古音读,下列先用汉语拼音字母标音,再附以注音字母是为今音读,这是一部了解文字学知识的学术著作,先生为初涉文字学、训古学的后学们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惜至今没有出版,此书刚完成不久,先生见我对篆书兴趣正浓,便要我拿来复印,他说“你在习篆治学时可作参考”。20余年来是稿伴我晨昏,每每在作书识文间如遇困难便翻开释疑解惑,如严师在旁督我向学,获益良多。

  二

  恒安先生解放前曾在南京求学,其后任要害部门秘书、图书馆馆长、艺术馆馆长、博物馆馆长、文史馆馆长、中国书协理事、贵州书协名誉主席等。由于特殊的身份,使他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接触到许多社会贤达、文化名流。少年时代恒安先生便拜在当时的贵州名宿乐稼泉、杨覃生、王仲肃先生门下,学习诗词、文章、小学等,这段时间应该是对先生影响至深的时期,其后先生又与柳诒徵、汪东、汪僻疆、马思聪、周钟岳、乔大壮、周哲文、钱瘦铁、商承祚、徐悲鸿、叶浅予、马万里、赵少昂、梅兰芳、尚小云、李宗恩、刘海粟、张学良、于右任、何应钦等学界泰斗、艺术大家、政坛名流交游,他们皆为恒安先生的才华而折服。国学大师柳诒徵在《癸未秋月游春茗园呈恒龕先生吟正》的诗中说:“春茗甘于乳,秋薇焕若霞。祠堂锦世泽,秘笈出天家。语石耽风好,谈词忘日斜。清游志黔故,衔韵到三巴”。不仅是对春茗园的欣赏,更是对《春茗词》的推崇,而曲学大家汪东、国学家汪僻疆作为恒安先生的老师,亦有诗词相勉。

  陈恒安在青少年时代即显露出对书法艺术与众不同的天赋、才华、爱好与勤奋,幼年从王仲肃研习小学时便从其学书,王仲肃是贵州书法名家,对他不仅在文字学上予以指导,同时在书法上亦加以点拨。青年时代任何辑五秘书,大凡有人请何氏题招牌等皆由先生代笔,当时贵阳便有“满街何辑五,一笔陈恒安”之说,后来先生在南京读大学,任课老师中不乏学界泰斗、书坛高手,如胡小石、汪东等,他们对恒安先生的书艺定有影响。恒安先生晚年常给我讲述当时情景。上世纪40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部分文物藏于贵州安顺华严洞,先生征得该馆馆长马衡同意,在贵阳举办书画展,轰动一时。展品中多是国宝级的名迹,先生朝夕临摹书艺大进,这次展览不仅是贵阳文化史上的大事,同时也是先生书艺历程中的关键期,行楷上碑帖相融的成熟期,先生对王羲之《奉橘帖》唐玄宗李隆基《脊领颂》反复临摹,不断揣摩领会这些法书名迹的使转神韵,我认为这一时期对先生后来个人风格的形成、终成一代大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时先生在技巧上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更主要的是在视野上得到了开阔,并接触到如甲骨文、简牍帛书等新发掘的资料,对甲骨文五期的断代、各期的书法风格,都自有已见,并在形成了书写甲骨、金文上既注重学术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的观点,能以敏锐的眼光拿来为我所用,取之入书,其笔下的浑朴气象,即是此时奠定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先生早年的经历使得他自己及家人受到严重冲击,先生被迫搁笔。文革十年,先生在博物馆内每天除了背书悔过外,便是打扫厕所、写检查、接受调查,后期略有放松,举办革命展览,先生被命令书写展板,为各种文物登制卡片。文革结束后到先生辞世的十年,先生已步入老境,身体虚弱,足不出户,养疴在家,这十年是先生心情极佳、心手双畅、书风丕变的十年,也是先生倾全力于书法创作的十年。1978年秋,美协在省展览馆举办“宋吟可、孟光涛、方小石、陈恒安国画书法联展”,这次展览,恒安先生有52件作品参展,从内容看多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鲁迅及唐人诗词,从书体上观,则甲骨文、金文、小篆、行楷、大草、章草皆备,且各体都已自成面目。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书法》杂志创刊不久的第三期上刊出先生用简牍笔意写的陈毅诗《梅岭三章之一》,这是《书法》第一次登载的今人竹简类书法作品,同时也是《书法》杂志首次发表贵州书家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济复苏,做生意、开门面者一时鹊起,求先生题招牌者众,店不论大小,客不论亲疏,先生从未拒绝,一次一丁姓老人劝他不要给一些较小门面书写以免影响声誉,先生则一笑置之。其时中国大地百废俱兴,重新修整文革中被毁文物,其中一项便是请名家补书重书楹联匾额,先生为文昌阁、黄果树、弘福寺、龙宫等风景名胜题了很多对联,今黔灵山“九曲径”三字,即是先生手泽。陈恒安先生身体极差,患有多种疾病,时到医院治疗,住院更是常事,贵医综合病房的医生护士大多把他认熟了,医护人员们也向先生索要墨宝,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会让求书者失望,有时先生会把名字记下,待出院后再书,有时索性叫家人将文房四宝拿到病房,在病榻上挥毫,记得一次几名护士向先生求字,一时没有毛笔,他便用钢笔为她们一人写了一张前人诗。每天为先生送牛奶的工人,一日在送奶时向先生索字,先生爽朗答应,第二天再来时便得到一张作品归去。但他亦偶有不写之时,记得一次,一位杜老先生在文革中被抄的一件莫友芝楷书,落实政策归还后,他拿来要先生题字,先生展读再三,认为留白太少,如贸然题上,会破坏古人名迹,便作罢,不想几天后我在弘福寺又重见该字,但已被物主题满空隙,先生听后连连叹息。此外就是先生身体实在不允许,而求书者众,先生又不愿当面拒绝,便写了“书件暂停”四字行书挂在墙上,以告索者,但先生碍于情面,几天后便将其撤下。

  三

  先生除书法外对绘画篆刻亦有兴趣,但这两样都存世不多。

  在绘画上他认为黄宾虹与吴昌硕是两座巍巍奇峰,后人很难超越,因而先生作画往往信笔为之,系典型的文人画,但题画语则妙不可言,如《贵州书艺》曾登过他画的墨竹扇面落款上书“板桥瘦枝,晴江秃叶,二怪一堂,相顾失言”,用风趣的自嘲和自谦道出学习扬州八怪中二怪郑板桥、李方膺的渊源。另一幅琴条墨梅典雅高洁,先生自作诗:“半截玻璃出淡妆,墨池却染一枝黄。碎金瘦铁珊瑚样,写色艰难况写香。”收句绝妙令人折服。我见到的几幅先生绘画,都以水墨为主,虽着墨不多,却诗意浓郁、韵味无穷。

  至于篆刻,先生青年时曾十分痴迷,我在云岩室中见到他早年刻的一本印谱,多取法汉印,其中一方朱文封泥意的“陈恒安印”先生一直用到晚年,暮年后由于体力视力的原因,他基本封刀,“田兵”白文印是先生最后的铁笔,以其独特风格的籀文入印,布局用刀极古拙,亦具文人气息,个人面目,两字错落而富画意。先生晚年亦为弟子们设计了许多印稿,至今我还珍藏着几页。

  四

  恒安先生是一位感情丰富人,他对家人更是情深意切,最明显的表现在他与夫人蒋德云老人的感情上,他们识于忧患,共渡艰危,相依为命地走过了人生最晦暗的岁月,在艰苦的日子里不离不弃。上世纪60年代初他们有短暂分离,两人再次见面后先生诗中有:“你泪滂沱我泪干,两心俱是烛心残,历尽人们生死别,……”的记述。1986年师母送走先生后,廿余年来总是在怀念先生的日子里度过的,我每次见到师母,她都会提起先生,今年元月师母也走完了她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弥留之际,她几次用手指先生遗像,并对之反复摩挲,这时她一定在脑海中回忆着与先生一起走过的风雨人生,如果真有天国,我想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再续前缘。由于师母在精神上、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料,使病中的恒安先生得以安心创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师母的辛勤劳作,便没有先生后来的巨大成就。师母出生于黔中名门,受过良好教育,曾任教师,并生活于六朝古都南京,她精通画理书道,爱好诗词歌赋,他们俩人爱好相投,先生创作书法时她总会在旁牵纸磨墨,一起享受创作的快乐。先生晚年患严重白内障,视力下降,观物如雾里看花,写字时往往将上下两字重叠,师母会及时提醒,指出正确位置后相视一笑。由于目翳,先生看报读书须借助倍数放大镜才能勉强看清,这时师母便会给他诵读,记得当时陈寅恪著《柳如是别传》就是如此读完的。师母曾给我说她与先生是文字夫妻,并回忆了许多他们在一起的难忘往事。先生在师母67岁生日时写的七律甲骨文(祝寿)诗:“云岩云不老,君更寿年长。良辰雨初霁,秋花淡复黄。南明新气象,西麓好斜阳。祝献齐眉酒,相依书画乡。”便记录了他们举案齐眉的幸福生活。

  先生晚年在国内外已是非常有影响的书法名家,与国内外众多名家都有交往,商承祚、关山月、吴弗之、潘天寿、黎雄才、吴养木、费新我、高马得、洪世清等都曾到云岩室中看望先生,这些人中有旧雨新知,戏曲画家高马得系先生早年在省艺术馆同事,上世纪80年代高氏再到贵阳举办画展,久别重逢,百感交集,先生为马得书金文“人未老”三字,并题诗:“昔为黔中山馆留,今归百下水乡秋,几多优孟衣冠态,都让先生一笔收”,还在落款中说回忆40年前南中艺术馆共事情谊。与黔藉书画家谢孝思、肖娴亦是情义至深,几十年来先生与谢先生情如手足,半个多世纪,他们鸿雁不断,互赠诗词,先生在赠诗中有“珍言赐我望归鸿”的诗句,《谢孝思画集》的封面题字是恒安先生,《陈恒安书法集》扉页题字则是谢先生。1983年肖娴先生从南京归筑省亲,刚到贵阳她就在友人陪同下来到云岩室看望病中的恒安先生,因两位大师都以擅作擘窠大书,他们就碑与帖如何相融相济谈了相互称道的看法,并相约以后一同笔会交流。肖娴先生以“恒足有余,安能匹之”行书楹联赠恒安先生,并为先生书法集题签。次日先生作:“一代书林起壮图,艺舟不得守安吴。溶裁汉魏宗南海,挥洒去烟托后湖。劫火已消金石录,家山犹有菊松娱。昭明选字传巾帼,吟啸新天万象苏”,将肖先生学书渊源进行了概括,并将肖先生拟为古名家,据说肖先生读后在惊讶无恒安先生用典高明的同时表示汗颜,可见老辈学者的谦虚与风度。先生不仅对远道归来的朋友热情接待,与贵阳当地的学者艺术家亦十分友善,画家中宋吟可、方小石等都是他几十年的老友,1980年贵州国画院成立,宋吟可先生任院长,先生作“海国山乡传法绘,金樽红杏铸新辞”,并以大篆写出向宋老祝贺。先生与方小石先生早年同在贵州艺术馆工作,交往亦越半个多世纪,先生在读小石先生书画后写道:“山水争传方小狮,而今换笔写花枝,旁参汉印兼章草,别样秋容淡入时”。

  五

  先生所涉猎的众多领域中以诗词的成就最高,倾注的心血也最多,也是先生非常自负的一端。先生诗词境界高远、意蕴深邃,不让古人亦不逊前贤,有《春茗词》两卷,《邻树簃》诗集传世。先生的诗词中有写情、写景、写离别、写欢聚、悼亡人的,但更有不少关注时局变迁、人世冷暖之作。

  上世纪40年代日寇入侵中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先生诗中有很大一部分记述了这时的心情:“自是时危多苦语,不关身世有荣枯,诗以元自通家国,强作欢娱一字无”。30年后的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先生心情十分舒畅,奋笔写下了《十月》七律数首。在建国35周年之际,先生写下“建国迎来卅五辰,凯歌先奏二千春。长城内外旌麾壮,重镇西南面貌新。宝藏拓宽经济域,珠廛兴起海疆滨。凝成十亿金瓯固,北斗高悬为指津。”

  1986年6月11日,端阳节、诗人节,一代诗词巨匠、书法大师陈恒安先生与世长辞,追悼会在北京路影剧院举行,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主要领导及数千人参加,花圈摆满北京路,在影剧院大楼上挂着“时人共仰,艺海同悲”的挽联。当时追悼会大厅内悬挂的挽联是对先生一生人品、书品、学问、艺术的评价和总结:

  名著黔山,文博诗书,尽瘁鞠躬奉硕果;

  誉传海内,德行操守,高风亮节显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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