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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闲人

 “若选择住，我不会选纽约。……最主要的是它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欢它，便因它抽象；这是纽约了得之处，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这点。而我，还没学会喜欢抽象。”

“日本是气氛之国，无怪世界各国的人皆不能不惊迷于它。”

“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二字。而古往今来英国人无不以之为美，以之为德；安于其中，乐在其中。”

除了舒国治，我想不出还有谁能简简单单地只用两个字就这么精准地写出纽约的抽象、日本的气氛，以及英国的萧简。早在十四年前，我就领教过他这过人的本事了。那年香港快要回归，他正预备要写一本谈香港的书（但始终没有完成），于是我请他到我家里夜聊，向我这个土生港人形容一下他所知道的香港。没想到他竟然把这片我们传统上习称为 “福地”的城市形容为“穷山恶水”。“由于没有多少平地，他们总要在那么弯曲狭窄的水道旁边盖楼，这些楼一面紧贴被人工铲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折的海岸了，这么险要的形势，竟然就住了这么多人。”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很对，从这个角度看来，香港的确很像一座拥挤的边塞，住满了无路可逃的难民，此处已是天涯海角，再往前走就是陆秀夫负主投海的怒洋了。这，如何不是“穷山恶水”？

舒国治眼光锐利，甚至可以说是毒，否则又怎能如此独到又如此准确地掌握一个地方的特质呢？可是你千万别以为他是那种秃顶冷沉、漠观世情的思想家，不，他高高瘦瘦，走起路来像风一般迅捷，十分清爽，而且常带笑容，随处安然。他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档的餐馆里畅饮贵价葡萄酒，但他自己的生活在许多都市人看来却远远说不上舒适。住在溽热的台北，他竟然坚持不装冷气，家里也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例如电视。就像他在《十全老人》里所说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于瓦顶泥墙房舍中，一楼二楼不碍，不乘电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顾盼纵目”，“穿衣惟布。夏着单衫，冬则棉袍。……件数稀少，常换常涤，不惟够用，亦便贮放，不占家中箱柜，正令居室空净，心不寄事也。”基于同样的原则，“听戏曲或音乐，多在现场。且远久一赴，不需令余音萦绕耳际，久系心胸。家中未必备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备书籍同义，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

“家徒四壁”，这是何等的好品位，何等的好生活？今天老把“奢华”“尊贵”挂在嘴边之辈，恐怕还要再过十多年才能领略其中意趣。

我不想说太多舒国治这个人的事，我想谈的其实是他的文章。只是他的为人为文无法不让我想起 “文如其人”这句老话，所以言其文就不得不从他的行止风范谈起了。可是，经过现代文学理论的洗礼，人人皆知作者已死，“文如其人”早就是老掉牙的过时神话了，为什么我还要用它去概括一位作家的书写呢？那是因为舒国治的散文原就给人一种古老的感觉。你看，许多年轻读者不都说 “舒哥的作品不像是现代人写的”吗？正由于其古老，他才能迷倒一众台湾读者，成为彼岸十年来最最受欢迎的散文家。

舒国治的古老，或许在他行文的韵律节奏，也在他用字的选择，比如：“波罗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岛屿，将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水面全匀摆得波平如镜，如同无限延伸的大湖，大多时候，津浦无人，桅樯参差，云接寒野，澹烟微茫，间有一阵啼鸦。岛上的村落，霜浓路滑，偶见稀疏的Volvo车灯蜿蜒游过。”

然而，正如“Volvo”这个洋文所提示的，舒国治终究是位受过洋化教育、见过世面的现代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趁着心里头仍抱一股嬉皮余风，独自浪游美国，按图索骥，从一个小镇走到另一个小镇，每至一处便打点零工，攒点小钱，住得差不多了便再收拾行囊上路。此前，他本是台湾文坛的新星，以一篇小说《村人遇难记》赢得无数前辈惊异。而他居然放弃了自己的“前途”，忽然从大家的目光中彻底消失。

等他回来，舒国治已经渐渐变成另一个人了。虽然他偶尔还会写下这样的句子：“她微低着头，眼睛视线不经意地调在前下方的地面，轻闭着唇，有时甚而把眼皮也合上一阵子，随着车行的颠簸，身躯也时而稍显移晃。”“文艺”得很像当年那位深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家。他甚至不忌“破坏性”和其他各种这个“性”那个“性”的西化造词。但是，大家却发现整体而言，从美国回来之后的舒国治竟然变得更古老，也更中国。

因为他居然以散文为业，而且是一种很不时髦的散文。

散文原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遗忘的地步（难怪我曾见过有些年轻人会批评某某某不写小说不写诗，所以不算作家。可见在他们看来，就连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的作家地位也变得很可疑了）。当然，散文还是存在的，就文体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见最普及的，小至一条手机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归入广义散文的范畴。正因其常见普及，散文遂成了一种最不“文学”也最（看起来）不必经营的文类。比起诗、小说与戏剧，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饮水，凡常而琐碎。

我猜测这便是今日大陆杂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们的期待里头，杂文应该写得机巧锐智，处处锋芒；它的经营痕迹是鲜明可见的，它给读者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紧的，是它往往夹带议论；所谓“有思想”，所谓“以小观大”，皆与杂文的议论功能有关。相比之下，传统散文未免显得太过平淡，花草虫鱼之属的内容也未免太没深度。于是“美文”就兴起了，仿佛不经一轮斧凿，一番浓辞艳饰的堆砌，散文的“文学性”就显不出来。于是“文化大散文”就抬头了，似乎不发一声文明千年的哀叹，不怀国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够“深刻”。这么重的口味就好比现时流行全国的川菜（尤其是那些劣品），吃得太多，你就再也尝不出一口碧绿小黄瓜的鲜脆真味了；见到一尾活生生的黄鱼，你也只能想象它铺满红料躺在炙火上的模样。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舒国治的散文古老。你看他有多无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写赖床，而且还要讨论赖床怎样才算赖得好：“要赖床赖得好，常在于赖任何事赖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过日子，过一天就要长长足足地过它一天，而不是过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后他还能分辨一个人是不是赖床的人，因为“早年的赖床，亦可能凝熔为后日的深情。哪怕这深情未必见恤于良人、得识于世道”。“端详有的脸，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长时没赖床了。也有的脸，像是一辈子不曾赖过床。赖过床的脸，比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态，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遥想，却又不甚费力的那种遥想。”也许是我见识不广，但我的确好久没见过有人这么认真地去写“赖床”这样的题目了，如斯细碎，如斯地无有意义。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没有埋伏一句引人惊叹叫人发嘘的punchline；也不联系什么名人伟业，没有扯出什么赖床赖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实实地写赖床：“我没装电话时，赖床赖得多些。父母在时，赖得可能更多。故为人父母者，应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赖床。”

舒国治的散文更不是一般意义的 “美文”，尽管它的确与 “审美”（aesthetics）有关。这种审美是某种感官能力的开启，常如灵光一闪，以清简的文字短暂地照亮俗常世界之一隅，就像《哈利·波特》里面那“国王十字车站”里多出来的一个站台，一般人是看不见的，惟待魔法师随手一挥，它才赫然敞现。可是那座站台却示现得稳稳当当、平平无奇，仿佛早已在此，良久良久；而你之前明明看不到它，等到见着了，竟也不太讶异，觉得一切尽皆合理、凡事本当如是，只是自己一时大意，过去才会对它视而不见。

这便是专属散文的独特美学了，不像诗，它不会剧烈扭转观看事物的角度，使得宇宙万象变得既陌生又奇兀；相反地，散文总是稀松平常，就算说出了点你想都没想过的道理，你也忍不住要点头认同，“是啊，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似乎你很久以前也曾想到过这一点，只是不知怎的却把它给忘了。

就拿苏轼那篇脍炙人口的《记承天寺夜游》来说吧，全文不过百字，你说它讲了什么大道理呢？没有；你看它的修辞用字很华丽吗？也不；但大家硬是觉得它美，硬是要把它看成中国小品文的精粹。为什么？因为它好像说了很多，实际上却又什么都没说过。正是“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月夜竹柏有谁没见过呢？问题只在于“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所以散文的审美与散文家的想象力是与众不同的，他用不着像诗人那样祈灵缪斯，好在眉心修炼出一只魔眼；也用不着如小说家那般闭户向壁，苦筑一座不存在的蜃楼。他只需要闲下来一些，便见“庭下如积水空明”；然后再闲一些，便能将这很多人也许都曾看过但又不复记忆的景象写下来。他不该太费力气，也不可太着痕迹，轻轻一拭，那蒙灰的镜片方能顿时明朗，令人感到眼前万事依旧，可自己就是比往常看多了些什么。

出入尘世而不滞着，故闲人如舒国治者才能道出树木与房舍的本来面目：“再怎么壁垒雄奇的古城，也需有扶疏掩映的街树，以柔缓人的眼界，以渐次遮藏它枝叶后的另一股轩昂器宇，予人那份‘不尽’之感。”在这种目光的关照底下，就连下午的阵雨也意外的可喜：“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阵雨，霎时雷电交加，雨点倾落，人竟然措手不及，不知所是。然理想的阵雨，要有理想的遮棚，可在其下避上一阵。最好是茶棚，趁机喝碗热茶，驱一驱浮汗，抹一抹鼻尖浮油。……俄顷雨停，一洗天青，人从檐下走出，何其美好的感觉。”而你却不觉这是故作怪论，强替阵雨说好话，反倒勾起了你记忆中的经历，去其狼狈，存其真趣，自己在心里细细印证他这番话的味道。

由于散文这种独特的审美面向太过贴近现实，不是这种心境，不是这种性情，便很难真切地写出这种稍稍偏移出现实的现实，所以“文如其人”的古训最能适用在散文家身上。我见过诗人很不“像”他的诗，更常见到小说家不“像”他的小说，却从未见过有散文家不像他的散文的。所以张中行就像张中行，余秋雨就像余秋雨，龙应台就像龙应台；舒国治，他的人就走在他自己的文字里，闲散淡泊，品位独具。我知道有些大陆读者看到这里就已经忍不住要说“这种品位很小资”了，他大概看了太多流行时下的广告，也大概太过年轻，遂将态度的悠闲与生活的讲究生硬地等同于“小资”，乃至于忘记了中国散文的古老传统，忽视了消费乔装以外的做人美学。

上一回在北京见到舒国治，我问他接下来会去哪里玩，不料他答道：“河南陈家沟。”我没听过有人会去那里旅游，非常好奇，接着他便解释：“陈家沟是陈氏太极的发源地，我想去看看。”我知道他不打拳，也不迷武术，他真正的理由可能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不用再问，我就晓得他一定会先坐硬卧火车，听人家夜里喝茶聊天嗑瓜子；再乘大巴，隔窗观看道旁推车的老汉；眼皮稍倦，就合上小睡一会儿。等到一觉醒来，说不定便是陈家沟了。至于他回来之后会不会写篇文章记记那里的风土人情，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这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本文系舒国治《理想的下午》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