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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评论家康式昭：对历史题材戏剧的三个期盼

以历史为题材的戏剧创作，创新的依据和分寸是什么？如何把握真和善、虚与实的关系？衡量其艺术成就的标准又是什么

　　历史题材是戏剧特别是戏曲舞台的热门。我国戏曲自诞生之日起，放眼历史便成为传统。行里人夸剧目丰厚“唐三千，宋八百，说不尽的战列国”，是之谓也。积淀深、底子厚，前人写、今人写，你写、我也写，也带来了“题材撞车”、“炒冷饭”等种种困惑。出路何在？这些年戏看得多了，结合自己的思考，对历史题材剧作提出三点期盼：求新，求真，求深。

　　新颖——

　　艺术创作之基本要求

　　有人说评价历史人物功绩，要看他有什么超越前人的贡献。同理，戏剧创作也贵在两个字：“出新”。察他人所未察，道他人所未道，见他人所未见，发他人所未发。俗谚说“嚼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古贤云“惟陈言之务去”，都是说创新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是艺术生命力之所在。试想：抄袭他人之作，描红前人之作，平庸泛泛之作，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吗？

　　如何“出新”？从大处说，似乎应该包含两个层面：思想表达有新视角、新把握、新发现、新开掘，艺术阐释有新结构、新手法、新语汇、新意境。

　　上海京剧院推出的《廉吏于成龙》（编剧梁波、戴英禄）是代表。它一是摆脱了清官和贪官正面斗争的习见模式，二是避开了以死相谏、以死抗争的海瑞式表达，三是把自身廉洁和有所作为结合起来，使“廉吏”和“干员”（ “循吏”）统一于一身，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评剧《胡风汉月》（编剧姜朝皋、张秀元）也富新意：它摒弃了妖魔化少数民族及其领袖人物的陈规，摈弃了大汉族主义的积习，完全立足于民族平等的立场，写了中原汉族和边塞匈奴两个民族之间文化的碰撞、交锋和融合，写活了左贤王和蔡文姬两个强者。一个草原雄鹰，一个中原烈女，他们的结合写得入情入理、有声有色，而这一切有充分的史实依据，贴近历史真实。

　　真实——

　　思考问题之立足点

　　“出新”几乎是人们共同的追求，但不是一切“新”冒出来的东西，都是有益的、珍贵的。艺术创作追求的“出新”，离不开“求真”。“新”，绝不是无条件无前提的随心所欲、异想天开、颠覆解构、胡编乱造。就历史题材而言，“出新” ，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遵循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这应该成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结点。其中，掌握和运用好唯物史观和辩证思考的科学武器，至为重要。

　　晋剧《傅山进京》（编剧郑怀兴）既充分肯定了傅山的文人风骨、狂傲性格，又有意识地淡化和摒弃其“反清复明”的政治追逐,同时浓墨重彩地展示了玄烨（即康熙）的政治眼光和大度包容,塑造了两个鲜活的艺术典型。而这，正是唯物史观的胜利。同样，话剧《沧海争流》（编剧周长赋）也写活了两个英雄：一个是坚持反清复明、被南明王朝封为延平郡王的郑成功，他的伟大功绩在于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回了宝岛台湾；另一个是降清名将、官封水师提督、靖海侯的施琅，他于郑成功死后从郑的孙子郑克塽手中夺取台湾，使之纳入大清版图。绝对对立的双方，剧作都给予了恰当的肯定。

　　“求真”的追求中，还往往会遇上两大问题：“真”和“善”，“实”和“虚”。前者，包含着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关系，要力求二者的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善”也是“真”。百姓认可的“善”，往往成为世世相传、代代遵奉的传统美德，成为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剧作必须抱着敬畏之心，谨慎从事，而不能突破底线，自讨没趣。豫剧《程婴救孤》（编剧陈涌泉）荣获了迄今为止所有全国性大奖，关键就是在一片“解构颠覆”声中，坚持弘扬民族优秀美德，歌颂为正义而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

　　“实”和“虚”的关系，向来明白。没有虚构难以成为艺术，依样照录是写历史教材——当然，也会有取舍、详略。我赞同“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主张，不必“实有”，必须“会有”。遵循时代生活演进的客观规律，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在这个前提下，尽可大胆虚构，尽显匠心。湘剧《马陵道》（编剧陈健秋）里孙膑狱中侍女车前子，婺剧《梦断婺江》（编剧姜朝皋）中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红颜知己柳彦卿，都纯属虚构、无中生有,却妙笔生花、光彩照人。

　　深刻——

　　艺术质量攀升之关键

　　“新颖”、“真实”之外，还要力求“深刻”，这是衡量历史剧思想艺术质量高低的关键。

　　川剧《田姐与庄周》（编剧徐芬）处理的几乎是个写滥了的题材，这一题材在全国许多剧种里多表现为色情加恐怖，宣扬的是女人必须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列为禁戏。这次川剧的改编不仅剔除了色情与恐怖，而且做了“人性化”的改造和提升。先是让庄周领悟田氏女的“出轨”乃年轻女性的正常要求，过错在自己，写下“休书”，放她一条自谋幸福的生路。继而写田氏的毫无出路——久困牢笼，无所依托！楚王孙既然是庄周幻化，如何投奔？走投无路之际，她只能上吊自裁。“生路”归结为“死路”，何其深沉震撼！婺剧《梦断婺江》则从太平天国后期骄奢淫逸、增加田赋、逼使百姓反抗的史实中，提炼出了“太平军造反为百姓，为什么百姓又反太平军”的质问，振聋发聩，催人警醒！委实书写了一篇艺术版的《甲申三百年祭》。（文艺评论家　康式昭）

　　《 人民日报 》（ 2013年10月29日 14 版）

[责任编辑:任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