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水墨何以当代?——专访何桂彦、杭春晖


     近日,著名艺术评论家何桂彦、艺术家杭春晖做客本原文化会客厅,就“新水墨何以当代”的话题展开了讨论。当今天的批评家和艺术界讨论新水墨的时候,何桂彦认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在谈新水墨的时候,它所面对的参照系是什么?即“新”所对应的“旧”,或者说“新水墨”与“旧水墨”、传统水墨所呈现出的差异。没有这个参照系,“新水墨”的形态与边界将无法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讨论当代水墨的诸多问题时,往往需要回到艺术史的上下文中,否则很难对其进行必要的界定…
 

  鲁婧: 新水墨的被关注,正在引发一场关于水墨传统和发展的讨论,那么我想问何先生,你是如何理解“新水墨”的概念界定的?
  何桂彦:今天的批评家和艺术界在谈新水墨的边界时,我觉得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它将面临怎样一个参照系? 也就是传统水墨的问题。传统的水墨不仅仅只涉及到形式、语言,而且它涉及到整个艺术生态和文化系统。这个系统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很完备了。任何形态的“新水墨”都是对这个体系的突破。如果把这话题延伸开,就会发现整个20世纪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都一直处在一种急剧变革的状态下:第一个时期是五四前后康有为、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水墨所展开的批判。第二个时期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从50年代开始的“新国画”运动对传统国画的改造。第三个时期则是80年代中期,“新潮美术”运动中,又兴起了一场对传统水墨的批判。例如谷文达他们当时所做的一批实验水墨。这些变革无疑将“旧的水墨”作为反叛的对象,作为建构新水墨话语体系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目前的“新水墨”所呈现的可能性,也必将是模糊不清的。
  鲁婧: 新水墨相对于旧水墨的概念,它的实质定义和内涵又有怎样的不同呢?
  何桂彦:这会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来。比如就语言风格而言,就不会以过去的笔墨程式作为标准。像80年代中期的一批实验性水墨,就是对过去传统水墨的笔墨样式进行的解构。同样,就作品观看方式来说,也会有很大改变。传统国画大多是卷轴,它是一个线性时间上的观看方式,但是进入20世纪,尤其80年代以后,由于受到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水墨领域的这种观看方式与过去就有很大的区别。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新水墨对当代人的文化、现实的介入,以及由此呈现一种新的文化体验,以及审美主张。
  鲁婧:那这么说更多的还是重内涵。
  何桂彦:是的,它注重的是当代人的一种文化与精神上的体验,这是新水墨抛开形式语言以后的核心。因为就过去的文人画系统来说,从题材和内容来讲,均是比较封闭的,跟当代生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而新水墨由于受到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应该呈现出一种更为积极的介入“当下”的状态,也有更多的可能性。
  杭春晖:这种介入性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文人画所对应的农耕时代的一整套生活与视觉系统,对它的视觉表现都是有支撑作用的。 比方说山水画,古人是骑着马,慢慢的走过山林,所以他表现的是他感受到的视觉系统。但是在工业文明的环境下,这些视觉系统都发生了改变。这时候的绘画形式应该是对这种生活经验的视觉反应,这就必然会涉及到形式、语言等绘画本体的变革。
  

  鲁婧: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杭先生作为青年水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是如何理解唐、宋时期工笔画的经典美学样式发展到今天的变与不变。
  杭春晖:这个过程中,元代文人画的兴起是一个转折,它改变了唐宋以来以塑造形体为目标的经典造型方式!随着文人画“书法入画”理论的完善,唐宋以来的造型系统逐渐走向一个式微的阶段!而明代董其昌提出的画分“南北宗”的理论则更强化了文人画在文化上的主流地位!但与此同时,另一个现象在我看来却具有某种内在力量。这就是始于利玛窦访华的中西文化融合,这一文化现象到康雍乾三朝,则出现了以郎世宁为代表的绘画变革,这种将西方绘画经验引入到中国工笔画的思路,在当时虽然没有进入到主流文化,也没有产生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但就如康有为在论及近代中国画时说 “……墨井寡传 ,郎世宁乃出西法 ,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当以郎世宁为太祖矣 。”显然康有为意识到西方的写实性视觉经验可能有助于因文人画发展而消弱的中国造型系统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