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礼宾：谈版画创作中的直接性

        

     我对版画创作的几个特性感兴趣：一方面是版画创作的“直接性”，其中一是最终作品草稿(素描、速写)的绘制过程，另一方面是刻刀雕刻木质雕版、钢针刻画蜡质覆层和铜版的过程等，后者类似油画笔接触画布、毛笔接触纸绢的过程，但具体行笔过程有很大差异;二是版画创作的“程序性”，画版、刻版、一遍遍对版、印制，每一道程序都关系到最终作品的成败;三是版画的“复数性”，这是版画的原始功能，其中暗含着重要的当代艺术基因，与图像复制时代的特征相暗合(也有版画家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版画的“单数性”，推崇独幅作品的价值，借此突显版画家的“艺术家”身份，消弱版画家的“工匠”渊源)。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范畴中，版画的三个特性都各自进行了演化：“直接性”最初与版画家的艺术“个性”相关联，进而提示着版画家身体的在场以及所用材质的物质性;“程序性”更多地转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乃至处理问题的方式;“复数性”一方面得以保持，与版画的原创性与否?以及市场信誉问题纠结在一起。

　　其实在现今的艺术语境中，探讨版画的任何一个特征，都离不开其他两个特征，这是研究者所应该注意的。此次把观澜国际版画双年展主题展定为“单刀直入——版画创作中的直接性研究”，是想先单独拿出一个选题进行研究和展现，在随后的版画展览中，对另外两个问题的研究逐次展开。在探讨版画三个特征关系基础上，思考中国版画的当代转型和介入现实问题。

　　画版的过程往往是最为直接的。版画家将用于制版的速写或者素描直接实现为原版上的草稿(此时，版画家更是一个画家)。“草稿”成为此后原版过程还原的模板，或者破坏的对象。无论哪一种，制版过程都会对“模板”有所改变，只是程度不同。在此后的创作过程中，“版画家”意识强烈的艺术家往往突出版画语言的特征，比如王华祥80年代后期创作的《贵州人》系列作品便属于此类。肆虐的刀痕、夸张的面部造型成为王华祥张扬艺术家个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有的版画家故意消弱“草稿”的束缚，在画版的时候，尽量减少细节的描述，乃至只是涂抹出朦胧的意象。比如杨宏伟在创作《天一生水》的时候便是如此。杨宏伟在木板上勾画草图，尽量不具体描画，这给刻版过程中的“偶然性”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使刻版动作更加自由、直接。通过“偶然性”这个缺口，杨宏伟的认识、性情、直觉，乃至身体的特质进入作品之中。更有甚者，忽略绘制“草稿”的过程，直接进行刻版，比如谭平最近在创作《+40m》时，没有勾画草稿，对画面效果也没有预想，具体刀法更没有设定。正是对创作过程“预先控制”的放弃，对“结果”的不预期使创作充满了因果的自我推演——每一厘米的推进，都成为下一厘米推进的理由。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类似一个现代舞舞者。他不是用身体去表现一个约定俗成的“舞姿”，而是借助身体的此时状态，激发下一个舞姿的出现。舞者此时不仅是一个表演者，还是一个身体状态的呈现者。

　　尽管所有的画种都有“身体的在场”的问题，但众所周知的是，创作版画所使用的工具和材质具有特殊性，对它们的掌握有较大的难度，这使创作过程中身体介入的程度更大，从而使版画作品更容易凸显“身体的在场”。与“身体的在场”相对应的是对版画工具以及所用材料“物质性”的呈现。观察这次主题展作品可以发现，上述“呈现”由艺术家创作中的个性张扬需要，逐渐变成了一种有意识、有控制的理性凸显。这表明：这些版画家不但意识到借突出版画语言的特征，从而张扬个性(这容易让人想到梵高);他们还意识到，在时下语境中，艺术语言本身的独立性和批判性问题是他们所必需面对的，这同时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所必须面对的，否则中国当代艺术家要时刻面对艺术语言独立性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作品表现主题具有时代性或者地域性就可以解决的。

　　此次主题展的参展艺术家都在具体的时间段，在其创作的作品中触及到了一问题，比如吴长江和苏新平由素描到石版画转化过程，将石版这一版种的特质发挥到了极限。李晓林、谭权书、王华祥、许向东版画语言的个性化，使所用“版”特质充分体现。谭平的近作《+40m》以及《一杯》更是把这个问题明晰了出来，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在此基础上如何向下推进?我想这是此次主题展所给出的主要问题以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