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于乐土副所长采访录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5-03-15 09:16:18 / 个人分类:北宋官瓷艺术

北宋官瓷谈访

 

时间:2012.3.5

地点:开封北宋官瓷研究所

访问者:《国家艺术》杂志社记者钟龙荣

被访者:于乐土

 

记:于乐土老师你好,非常高兴和你见面。据我们所知,近年来你代表北宋官瓷参加了上海世博会、亚洲艺术品博览会等许多重要的展会,并出访了许多国家;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作为在业内很有影响的陶艺家,你的文笔很好,不仅出版了我国陶瓷史上第一部研究北宋官瓷的专著,特别在互联网上,在我们看到你烧制的北宋官瓷作品的同时,还看到你撰写了不少关于北宋官瓷的文章,可以说在陶瓷行业里你是一个颇有学术功力的陶艺家,对北宋官瓷文化艺术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请原谅我们的好奇,今天在开始采访你之前,我们很想知道,你的名字非常特殊,是专门为从事陶瓷事业起的吗?

 

于:你们过奖了。我的名字乐土来源于《诗经》中《硕鼠》里的一个词句,这首诗歌可能因为是一首劳动者咏唱的歌曲,作为经典的民歌被选入我们过去的中学课本,想必你们也学过。这首歌的大致内容,表现的是劳动者不满统治者的剥削和压榨,渴望能摆脱“硕鼠”到一个没有强盗的美好家园去生活。我认为既然我的名字来自诗歌,首先应该与诗有关。奇怪的是,可能就是因为乐土这个名字源于诗歌,仿佛沾上了一点诗的灵气,我确实写过不少诗歌,上世纪90年代我还出版过个人诗集,书名叫《悲剧之爱》,写作的内容基本属于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梦想和独白。今天你们来研究所采访,我不妨就用当年的一句诗来作为我们互动的开始吧:“从平凡而简单的生活/我们抵达这里/目光纯洁/内心充满对诗的热望和感激。”不过,今天我们因为陶瓷相会,应该把“诗”字换成“陶瓷”。

    至于乐土是否和陶瓷有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无土何以制陶?去年我到韩国参加“京畿世界陶瓷双年展”,看到每个展览馆里都专门设有“土乐教室”,指导孩子们学习陶艺制作,倍觉新鲜和喜悦,我看到不少孩子在那里乐此不疲的玩泥巴,那种认真和执着,让我深信和我的名字相关的这些“土乐教室”,就是一个个未来陶艺家的摇篮,那时我也突然觉得,自己的名字确实与陶瓷有着不解之缘,这或许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也是无法抗拒的宿命吧,陶瓷应该是我今生真正的事业,今生真正的责任和义务。

 

我国是一个享誉世界的陶瓷古国,连国名都被西方称为陶瓷我国在陶瓷烧制技术与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举世无双,震烁世界,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陶瓷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不过,于老师,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陶瓷种类枚不胜举,有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磁州窑等众多窑口窑系,还有脍炙人口的“官、汝、哥、定、钧”五大名窑,但说实在的,或许是烧制北宋官瓷作品的人员不多,影响也远不及河南的汝官瓷、钧官瓷,我们对北宋官瓷的了解因此很有限,我们今天想请你对北宋官瓷的创制历史和她的艺术品质作些介绍和评判,让我们能对北宋官瓷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于:正如你所言,我国是一个享誉世界的陶瓷古国,我国的陶瓷艺术也确实是人类最优秀的一份传统文化遗产,陶瓷业在我国发展至宋代,达至鼎盛,出现了“南青北白”和包括福建建窑黑釉瓷系在内的“八大窑系”,以及“绝唱千古”的“五大名窑”,景象前所未有,北宋官瓷是其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瓷种。你们把“五大名窑”中的汝瓷、钧瓷更名为汝官瓷、钧官瓷,这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一种叫法,历史上从没有这种叫法。虽然我国的陶瓷种类繁多,历代也不乏以帝王年号或地名称谓的“官窑”,但被称作官瓷的,在我国陶瓷史上,实为一专属名词,特指两宋官窑的作品,

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官瓷创建于北宋宣政年间,是宋徽宗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系的制作精华,并遴选全国制瓷名匠,在当时北宋都城开封创制。与当时诸窑同地而立,但诞生于艺术帝王徽宗之手的北宋官窑,源于非凡的地位,它国之力的投入,以及纳天下巧工的技术深蕴着徽宗个人艺术才华的追求,乃至它高居庙堂的拥有者,其鹤立鸡群是不的事实!从中国陶瓷史的意义上言,北宋官瓷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加上它主要烧制国家礼器的艺术功用,其作品在很大意义上象征着皇权以及皇室的尊贵和尊严从陶瓷艺术角度而言,北宋官瓷珍稀的作品,称得上是大师巨匠精湛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华双剑合璧的典范,凝聚深刻的传统文化内涵。因此,北宋官瓷自问世以来,便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徽宗对中国陶瓷艺术尽善尽美的追求而孤标傲世,光照天下,素有“王者之瓷,社稷神器”的盛誉。

至于徽宗的窑口为何叫官窑?作品为何叫官瓷?明代诗人高江村在他的《酬苍林宋钧窑歌》一诗中提到官窑时,留下有这样的诗句:“烧成唯献至尊用,郑重特以官窑名”,老先生对官窑瓷器的义意,把握的十分到位,认为官瓷是唯帝王(朝廷)拥有的陶瓷种类。我个人也觉得,官瓷在真正意义上不应该是“民代官烧”或“官搭民烧”。特别是作为一代艺术帝王举国之力创建的北宋官瓷,其出身皇室,烧制的国家礼器也只供朝廷专用,在当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在市场上流通的瓷器,故北宋官瓷向有“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之说,来形容北宋官瓷作品的使用、玩赏和收藏范围的珍稀与特别,确实它仅局限在帝王将相的圈子内,当然成为一种尊贵和权势的象征。清乾隆帝为此也专门题有“当日官窑禁外用,岂知庙市货寻常”的诗句,赞叹北宋官瓷庙堂独享的文化气象。

所以,今天我们从北宋官瓷的创制历史和拥有者的角度上去考量,所谓官瓷,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绝非有过贡御历史的窑口便可拔高为“官瓷”。鉴别真正的官窑或官瓷,应考察其生产关系是否禀赋廷置场、内府制样、考工、兵士供役”的标准和特点,以及烧制的作品是供朝廷专用还是作为商品出卖?北宋官瓷的创世,在文化传承、以及追求徽宗超乎象外的美学精神之上,最具历史意义的是,北宋官瓷不仅为中国官府(国有)手工业开创了一个陶瓷官窑制度,并成为后世陶瓷官窑制度的典范和滥觞。今天,作为我们伟大民族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很多研究者都有这样的共识,凝聚着徽宗个人艺术才华的北宋官瓷,对我国的青瓷艺术实有着卓越的贡献并产生了经久不息的影响。

 

按照于老师所讲,北宋官瓷与汝瓷、钧瓷包括其它一些陶瓷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差别,在创制上就是直接诞生于艺术皇帝徽宗之手,或者说是徽宗个人的一个瓷器品牌,禀赋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才华,这是其他瓷种根本不能具有的;从使用上来说,北宋官窑为朝廷所置,烧制的作品纯属国器,为当时北宋王朝所独享,不会出现汝瓷那种“唯供御捡退,方许出卖”的现象,这让我们对北宋官瓷的创制历史和它的历史地位深为敬重,既然如此,我们想知道,如于老师所说,器出名家高手、孤标傲世的北宋官瓷,其作品在造型艺术上、以及陶瓷美学的追求上,和其它瓷器必有区别和独到之处吧?

 

于: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与一般民窑当然有较大的区别,北宋官瓷造型通常以仿三代青铜器、玉器为主,追求单纯、简约和端庄,线形不张不驰,含蓄典雅、静穆大气的美学原则为圭臬作品求正不求奇,严格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中所收录的古礼器为造型蓝本,也即一些古陶瓷专家所说的,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清代学者许之衡在他的《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论及官瓷的造型时也深有感触,写下了“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的诗句,对官瓷荟萃四海精华的艺术风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北宋官瓷作品器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举行礼仪活动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服务于徽宗的文化志趣,并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才华和风采。代表作品以“文房四宝”为主;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在抽象、唯美的艺术层面上“格物致知”,器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艺术创造。

另一方面,作为国仪之用的礼器,北宋官瓷不仅极为讲究造型的规整和法度,在艺术创作上,对传统美学中“自然天造”的法则,更有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仰。北宋官瓷作品不涂不绘,不渲不染,不雕不琢,不镶不嵌,完全遵循徽宗的美学原则,将陶瓷艺术的美充分地融入平淡简易含蕴之中,用本质的美来实现一种“不饰之饰”。这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长期熏陶下凝铸的美,是一种出水芙蓉般自然可爱的美。从这种纯粹、朴和的美中,我们可以窥探到中华民族朴素无华的精神风貌,以及淳厚朴实的民族精神,使其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

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官古扑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造型,充分体现出徽宗个人独具禀赋的文人气质和文化气质,其作品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的神妙,实可给人以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的艺术惊叹。徽宗这种不可模仿的文人气质和文化品质,也正是区别其它瓷器种类或者说是其它瓷种和窑口对北宋官瓷追仿不像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北宋官瓷釉质如冰似玉纯净莹润,乃至其纯正稳定和深厚的釉色,以及其独特的陶瓷美学意蕴,自创制以来,一直为后世陶艺家所高山仰止

 

“官瓷重楷模,精华四海萃”,这句诗作为官瓷文化的一种写照,原来其中还蓄含着这么多关于徽宗的美学理念与文化意义。许多藏家说北宋官瓷规整大气,为众瓷典范,听于老师所讲,确实是言之不虚,这或许首先得益于徽宗个人独高的文化品位的缘故吧。于老师,刚才你还谈到了北宋官瓷的釉色和釉质,我们十分欣赏你的描述,请你讲一下好吗?

 

于:据一些史料和一些官瓷研究者的考证,徽宗崇尚青瓷,对纯色的白瓷不很重视,认为白瓷太刺眼,有锋芒外露之嫌,并且白瓷单一的色调从釉色的艺术角度来说,当然难以抵达丰厚多变的高度,而青瓷温柔敦厚,委婉含蓄,能窑变出许多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既可体现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符合中庸、中和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故深契徽宗之意。因此,徽宗创制北宋官瓷后,缘于对青瓷翡翠般釉色的珍爱和推崇,致力追求青瓷至高品位的北宋官瓷,为徽宗的审美理念所创造和实践,不独极大地提高了中国青瓷的文化艺术,也使得青瓷成为中国陶瓷最典范的代表。

当然,从北宋官瓷的鉴赏来说,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可以说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至于北宋官瓷釉色的种类,据诸多历史资料记述,北宋官瓷常见有天青、粉青、大绿、月下白、炒米黄、油灰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如明代学者高濂在他的《燕闲清赏笺》中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先生认为粉青釉为官瓷上品。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泛有青玉光芒的月白釉,乃官瓷釉色中的极品,徽宗尤喜之。读这些史料笔记,我觉得,所谓官瓷釉色之上下,主要在于个人的喜好而已,作品的玉质感,才是真正意义上官瓷品质的保证。因为徽宗当年不以绘彩描金为能事,完全依靠瓷器本身自然如玉的釉质和釉色之美,以及如梦如幻的开片去抵达陶瓷艺术高峰的官瓷,其对釉质宛如美玉的追求,实为北宋官瓷品质的第一要素。我们知道,玉所蕴含的文化品质,堪比君子,象征着纯洁、神圣、庄严和美好,其境界当然也是朝廷祭祀活动所追求的。

值得一提的是,为追求厚重的玉质感,北宋官瓷沾釉次数均在三遍以上,无须象民间窑口那样,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去精打细算地核算成本。因此,北宋官瓷内外釉层厚度的总和,往往或高于坯体的厚度,其质感如同堆脂,纯净莹澈,抚之如缎似玉,攥之隐隐出油,手感极为细腻光滑,超越了汝瓷釉水寡薄的制瓷工艺,其瓷釉色彩和色调也因釉层的厚度而显得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也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所选用的优质原材料,均需经夏日暴晒,秋雨滋润,冬雪冰浸和春日软化的过程,而后才碾磨粉碎,过筛成粉,进而水激池澄,掐取中部精炼的瓷泥再千锤百打,反复揉搓,使之化为“绕指柔”,以达到制瓷要求。此外,北宋官瓷为追求作品温润如玉的乳光质感,还特别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南宋诗人马祖常因此故而写出了“贡篚银貂金作籍,官窑瓷器玉为泥”的诗句,对官瓷尊贵稀有的品象大为赞叹。这等举国之力且根本不考虑产品利润,敢如此精工珍材制作的瓷泥及釉药来制瓷,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不敢攀比北宋官瓷的一个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徽宗对官瓷釉质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实无以伦比。终究,艺术的美,唯在远离功利之后才更能绽放出它奇妙的光辉。

 

于老师,据我们了解,北宋官瓷的传世作品留有不少乾隆帝的诗词刻铭,有人统计仅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刻铭就达十余首,由此可见乾隆帝对北宋官瓷的钟爱,其中“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一句最为著名,将北宋官瓷质若青玉般朴和的光芒,以及“纹犹鳝血”的开片艺术描述的非常到位,几乎成为一句概括官瓷艺术特征的口诀,常为人所引用,再加上品鉴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老生常谈,“龟背片、鳝血纹、紫口铁足、温润如玉”便构成了官瓷作品的基本艺术特征。今天在你这个行家面前,于老师,你认为这种说法契合官瓷的基本定义吗?或者说藏家用这种说法去鉴定官瓷合适吗?这些艺术特征又是怎样形成的?

 

于:你说的这些官瓷特征,基本上是与其它瓷器所不共的,是我们北宋官瓷独特的烧制技艺所形成的艺术特征,也就是说是官瓷所独具的,当然适合来鉴别官瓷了。不过,以我个人制瓷的经验,我觉得这个说法还需做些注解,一是不能将这些艺术特征单列出来去论官瓷,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紫口铁足”在开封陈留东窑的东(冬)青瓷以及哥瓷上也可看到;开片瓷就更多,如哥瓷的“百极碎”、汝瓷的蝉衣纹,包括钧瓷的天青、天蓝等单色釉,都有开片,北宋官瓷独特的是,这些艺术特征,是一种整体的反映,并且全是以有明确目的的工艺去追求的。比如在开片的艺术处理方面,除了哥瓷象官瓷一样对纹片做线当成一道工艺,汝瓷、钧瓷对开片均不做任何艺术处理,完全任由自然,也就是不注重作品的纹片;第二,我刚才说了官瓷的器型艺术,我认为鉴别官瓷,应先看它是否是礼器?器型是否合乎法度?也就是器型是否规整、端庄?许多民间的窑口,对官瓷虽不乏倾心的模仿,但往往只注重大体形状而不去精严法度,缺乏审美情怀,所以器型达不到礼器的高度,与官瓷的庄重有很大的差距,让人看着总觉得有些别扭,难尽其善。

 至于这些艺术特征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涉及到官瓷的制作技艺了。由于北宋官瓷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这种高含铁量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可泛出黑紫颜色,而作品器物口沿处因所施之釉经过精心的处理,在烧制过程中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从艺术角度说,“紫口铁足”是北宋官瓷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其独特风韵和神采,突破并改变了中国青瓷单一青釉瓷面的简陋状况,其以精美典范的艺术变化,提升和丰富了中国传统的青瓷艺术。

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得益于独特的胎方和釉方膨胀系数不一的配比,以及独到的制作技艺,使之烧制出来的作品,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粼粼水波,晶莹剔透,开片不仅自然流畅,且小器也可开出纹如鳝血的龟背大片,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尤其是北宋官瓷釉下幻放开裂的梅花冰片,更是一绝,其大小不一,花片相叠,全器盛开,神妙之处竟能多达七层以上,真如梅花,绝对鬼斧神工,美至极致。乾隆帝能为北宋官瓷题诗刻铭,对其钟爱有加,足可从中体会到官瓷非凡的艺术品位了。

 

我们常用“浑然天成,巧夺天工”等词来形容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于老师,依你所讲,北宋官瓷从造型、釉质、釉色、纹片,一直到她精绝的制瓷技艺和对陶瓷艺术自然、唯美的追求,无不趣致拔俗,令人心生赞叹,用“浑然天成,巧夺天工”来赞美北宋官瓷,可能一点都不为之过;从另一角度来说,北宋官瓷能有如此高的艺术品位,应该超越了本身的制瓷技艺而成为一种个性鲜明的陶瓷文化,因为从工艺到艺术到学术,是文化成熟的标志,这也应该是北宋官瓷独具魅力的意义所在。于老师,你是如何理解北宋官瓷从她的制瓷技艺到她的文化创造的?

 

于:确实,工艺创作是人类最具体的文化活动和文化资产,不仅讲究“用”,更兼及“美”的追求,这正如《周礼.考工记》所言:“天时、地利、材美、工巧,合此四者,方为良”。徽宗创制的北宋官瓷,融合了丰富的人文思考、多样化的天然取材、经典的创意加值和文化加值,在孕育出独特的陶瓷艺术美学外,也打造出北宋官瓷独特的艺术品牌。毫不夸张地说,北宋官瓷以人文艺术为基盘,以真挚的匠师精神,经由精益求精的创意激荡,从制样、选料到造型和最后的烧成,每一件瓷作品都凝聚工匠师傅辛勤的心血,汗水和智慧,每一件神完气足的北宋官瓷艺术作品,都人类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先天条件与大师巨匠精湛技艺相结合创造出人间奇迹,禀赋着人类深深的文化烙印从学术上讲,北宋官瓷在文化艺术上尽善尽美的追求,创造了一代美学,北宋官瓷既无精美的雕饰以哗众,又无艳丽的涂绘以媚人,唯以简单洗练的造型之美,以及釉色纹片开裂之俏所幻放出迷人的艺术魅力,来追求其平淡含蓄、至高至美的艺术境界。这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在表现出艺术家祥和静美的内心意蕴的同时,也使得北宋官瓷艺术上的审美观与北宋文人机智静穆的神往不谋而合,故而特别适合文人与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这当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宋登峰造极发展的结果。特别在强调艺术和高雅生活的今天,用自己静穆的心灵,通过对北宋官瓷艺术身临其境的鉴赏和交流,实能让我们真正感悟中国陶瓷艺术品质是何等的卓越,这当然就是北宋官瓷文化艺术的魅力所在。

 

于老师,最后再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当前学术界有一些专家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考证,认为至今未发现窑址的北宋官瓷根本就不存在,汝瓷就是北宋官瓷。你对他们否定北宋官瓷的存在是怎样看的?

 

我们民族有句成语,叫“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句成语的意思不用说大家都明白。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那些专家教授只看到一片美丽的树叶,或许因为树叶距离他们眼睛太近,他们没有也确实看不到树叶后面的泰山,但他们却非常自信,就这样一直喋喋不休地去论证他们眼中那片遮挡泰山的树叶。对我来说,他们注重树叶的美丽非常有意思,确实给北宋官瓷带来了不少话题和趣味,纵然他们无意摆脱一叶障目的局限,总在说什么这就是一片树叶,根本没有什么泰山,但我还是尊重他们充满真情的执着。

至于这些专家教授否定徽宗北宋官瓷的存在,或认为汝瓷就是北宋官瓷的理论,想必你们都已了解,无论他们怎样胸有成竹地去论证,论据不过就是这两条:一、“我(某专家)认为‘京师’应理解为泛指朝廷,自置官窑地点当然也可以不在京师,……因此,‘京师’应是朝廷的代名词……非指地名”;二、“从河南全省的古代瓷窑的分布情况来看,各个时期瓷窑遗址绝大部分集中在今京广铁路以西,北起太行山麓的鹤壁、焦作,南到伏牛山东麓的平顶山广大地区。而铁路以东几乎没有古瓷窑的遗存。古汴京(开封),地处京广铁路以东,因此它不具备建窑烧瓷的自然条件。(故而也就不可能存在北宋(汴京)官窑)”。这不是他们在故意搞笑,但把一种文化艺术置于一种文字游戏中去考证,并用什么京广线以西、以东去臆测它不可能存在,确实是种幽默。说实在的,并非这些专家教授智商出了问题,敢如此雷人地去纠正古人使用古汉语的词义错误,恰恰相反,他们不仅有着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更有着让我高山仰止的学问,他们之所以会得出这的结论,完全在于他们忽略了最基本的常识。古人的诗词、笔记包括《景德镇陶录》等有关史籍,不但清清楚楚地记载了开封东窑烧制的东青(又称冬青)瓷的历史地位、艺术品质和影响,以及当时的制瓷盛况,《天工开物》等历史著作还把开封列为我国主要的瓷土产区。民间能置窑烧瓷,徽宗就置不得窑了吗?或者按某些专家学者的推论,那时如果有京广线,一定在开封之东吧?我真奇怪他们为什么这么自信,这种背离基本常识的论点论据,经得起推敲吗?

其实我现在没有什么兴趣去做什么有无北宋官瓷或北宋官瓷非汝瓷之争,这根本不应该是问题的问题。从“政和中,京师自置窑烧造”,到南宋“中兴渡江”在新设都城临安“袭故京遗制(不是袭汝瓷遗制),置窑于修内司”,再到后来于乌龟山八卦田郊坛下另外设立的“郊坛下官窑”,两宋官窑一脉相承的“三段式”的历史史实,为绝大多数古今陶瓷研究者所公认,且在两宋官窑法脉相承的传世器品的映照下,已是无容置疑的事实。纵然因为战争和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的缘故,开封汴京官窑的窑址还未被发现,但有切实的文献史籍记载,又有南宋两处官窑遗址考古发掘及北宋传世实物印证,何用大费口舌去争什么汝瓷即北宋官瓷以及有无北宋官瓷等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

最后,请允许我举个例子作结束吧。清代学者蓝浦在其所著的《景德镇陶录》卷十《陶录余编》中言:“陶处多者,自来莫过于汴,其次为浙”,虽然浙江为中国青瓷艺术的源头和发祥地之一,为什么蓝浦老先还把开封排在浙江的前面呢?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徽宗当年创制的北宋官瓷在中国陶瓷艺术上所取得的空前的艺术成就,以及作为中国青瓷艺术的至高典范,对中国陶瓷有着十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让开封一跃而成为光灿天下的中国陶瓷艺术圣地,气象无与伦比。哪怕今天我们重温中国陶瓷史,从汴京开封到浙江,展望两宋制瓷大业的辉煌,实如蓝浦老先生所言,有宋一代,为开封“汴京官窑”和浙江杭州“修内司”及“郊坛下”官窑“三段式”精美绝伦的艺术创造所映照,开封和浙江,绝对代表着中国陶瓷艺术的至尊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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