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梅里雪山笑农大本营的历史纪录！！！一一一作者:于良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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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梅里雪山（卡瓦格博）两场山难的反思>>作者:于良璞一一一一一一一一1991年1月4日，中日双方共17名登山队员永远地留在了梅里雪山...... 

1991年1月5日下午中国登山协会接到中日梅里山联合登山队大本营报告，“在梅里雪山三号营地待机的十七名中日队员与大本营失去联络。”4日早8时大本营和三号营地正常联络，三号营地无回音。从9时开始大本营不断呼叫三号营地，11时从德钦方向向三号营地呼叫均没有回音，大本营估计报话机坏了的可能几乎没有，因十七名队员人手一台报话机不可能全坏。他们认为三号发生了意外情况，最大可能是突发冰雪崩，请北京中国登山协会给予支援。 

　　 

　　5日凌晨零时22分京都大学山岳会在岩坪五郎家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了情况“1月3 日得到消息，为准备1月4日、5日突击登顶，日本全体队员（注：十一名队员）及6名中国队员在C3待机。当天晚10时半BC与C3最后一次通话联络，之后BC和C3之间的联络中断，BC和德钦之间可以联络，但与C3营地每人有一部报话机。BC已向北京求援。” 

　　1月5日上午中国登山协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做出了三条决定，一、请求空军的直升飞机辟航线，无地面导航和补给，直升飞机不能飞，救援队只能从地面进入山区。6日，中国登山协会救援队一行6人，从北京乘机到昆明，当天下午1 时从昆明乘车出发去梅里雪山，9日晚到达梅里雪山大本营、12 日西藏登山队救援队从拉萨出发、16日到达大本营。 

　　 

　　1991年1月初的梅里雪山一反常态，每天阴云笼罩，大雪纷飞，救援队冒着冰雪崩的危险在深达1-3米的深雪中艰难地登达5300米的2号营地。为了救援十七名中日伙伴，他们置自身的安危而不顾，尽管如此最终他们也未能到达出事的三号营地。空军派出的高空侦察机几次飞临梅里雪山，拍摄了三号地位置的照片。从照片上显示一片新雪堆积的痕迹，根据照片上冰层的面积来计算分析，有近30万吨的冰雪从山体上崩落覆盖了3号营地。 

　　 

　　1月23日，距大本与三号营地中断联络后20天，梅里雪山仍然飘着鹅毛大雪，中日双方只好痛苦地向新闻界宣布终止救援和取证工作，并对1月3日十七名中日队员失踪的事故做了初步判断，“1月3日和1月4日间3 号营地上方发生特大规模的冰雪崩，将三号地全部掩埋，十七名中日队员遇难。” 

　　 

　　1998年8月8日，中、日联合调查小组在明永冰川3700-3800米，清理和搜索1991 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部分遇难队员遗骸、遗物中发现，1、所能找到的十具遗骸都是在睡袋内；2、高山靴的内靴和外套都是分开的；3、找到的几部报话机都处于关闭状态。这证实了1991年救援队、搜索队的判断是正确的。 

　　 

　　1991年中日联合登队十七名队员遇难的原因是确定了，但梅里雪山山难的悲剧毕竟太沉重了，他迫使人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么大的雪崩可能避免吗？ 

　　 

　　登山者都知道，如果在雪崩已发生时再想办法避免已为时过晚，况且当时正值深夜，C3营地的十七名队员均在帐篷中休息，已来不及采取措施。但突发性的大雪崩有其成因，事先还是要以预测和采取措施的。 

　　 

　　梅里雪山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相交的顶端，是孟加拉湾暖湿气流的通道，降水极为丰富，梅里雪山常年云遮雾罩、阴雨绵绵，形成了在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特点是补给大流动速度快冰川的舌部下伸到海拔1500米的原始森林中。由于降水量大，加之梅里雪山山体陡峭，冰崩、雪崩频繁，一年四季不断。 

　　 

　　1991年5 月中日搜索队统计一天内发生大小冰雪崩达80余次，而1990年中日梅里雪山联合登山队所选择的三号营地正是在受到雪崩威胁的地带。为什么要将营地选在这里？中日双方当时曾有过非常激烈的争执。日方为了向上攀登时节省体力，极力主张营地设在越靠近山脊越好；而中方则认为越靠近山脊危险性越大，主张营地远离有雪崩危险的山脊，双方几次互不相让的争执，结果决定双方各让一步取中间，中方把营地又向上推进了几百米，日方下移了几百米。如果当时中方坚持营地不动，那1月3日的大灾难就有可能避免，但因此次联合登山的一切费用都是由日方提供的。况且，在北京出发时，中国登山协会的领导向中方队员也有交待，攀登计划及方案主要听日方的，所以中方队员并无多少发言权，意见相佐时也总是日方说了算。其实对三号营地存在的潜在危险中日双方都是有共识的，在1990年2月中日联合侦察选定这条攀登路线时，就曾意识到在三条破碎的支山脊下建三号营地的危险。在侦察报告中就指出“设三号营地时要注意上方危险。”中方队员金俊喜就曾主张不能设正式营地只能设过渡营地，只放物资不住人。但中日双方队员并没有采纳这个正确的见解。不但设三号营地，而且做为全部登山物资、装备和人员集中的前进营地。 

　　 

　　12月20日在三号营地刚建不久，一场雪流几乎波及三号营地，在登山日志上是这样记载的：12月20日“梅里雪山第2第3支脊发生了雪崩，雪崩的尘雾覆盖了三号营地、雪崩的积物距三号营地约有200米。在这之间有一道大冰裂缝相隔，估计再大一点规模的雪崩也不会影响到三号营地的安全。” 

　　 

　　中日双方没有把这次雪崩作为一种预测，反而起了一种麻痹的作用，认为三号营地是绝对安全的营地。中日双方12月28日第一次突击已登达5470米。距顶峰只有270 米高差时，天气突变，狂风夹上冰渣般的粒雪劈头盖脸横扫突击队，中日队员被迫下撤返回三号营地。 

　　 

　　6470米的高度极大地鼓舞了中日双方，认为胜利已在握，双方确定了1月4日、5 日突击顶峰的计划。为了迎接胜利，原来在大本营留守的日方联络官佐佐木哲男、医生清水久信，也按捺不住到达三号营地观战。成功的梦幻将所有的力量都吸引到了三号营地，一号、二号营地成了空营，从登山战术安排就违反了原则。 

　　 

　　从1月1日开始雪山太子显露了他本性的另一面，三号地开始降雪，午后又从雪转为暴风雪。雪山太子发怒了，肆虐的暴风雪从1日刮到了3日仍无止的迹象。3日，三号营地又与大本营紧急磋商：将原计划的4月5日突击改为8日以后，但都没有做出撤离三号营地的决定，按登山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新雪下后三天不能上山行军，因这时极容易发生雪崩，3日那天暴风雪仍然不停，予计4日仍是暴风雪，即使5 日风雪停了8日也是无法突击顶峰的，况且3日三号地积雪已达1.2米，为防止帐篷被雪压垮，每隔2小时就要出帐篷清雪。 

　　 

　　大本营也曾提醒三号营地的队员，可考虑撤回大本营休息几天再上山行军，但急切等待登顶的中日双方队员都不愿撤回大本营，怕消耗太多的体力，认为“现在要是下了山、无论谁都不愿再上来。” 

　　 

　　中日双方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连续几天的暴风雪；三号营地上方三条支脊已积聚了成千上万吨的冰雪，尤如在登山者头上悬着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时最缺少的是一位登山经验丰富有决断力的指挥者，按登山常识，中日联合队员应有一名权威的总指挥在大本营指挥队伍。而当时的登山大本营只有中方的联络官和生病的队员金俊喜，送信的云南队员张俊和几名后勤人员、协作队员。中日双方的队长均在风雪包围中的三号地，他们又是当事者迷，只想保存体力突击顶峰，没有顾及潜在的危险。大本营虽然意识到了潜在的危险，但又没有指挥权。 

　　 

　　中日双方在组建联合队时就理下了灾难的种子，由于1989 年第一次联合攀登的失利，指挥经验丰富的中国登山总教练王振华被解除了队长职务。中国登山协会领导迎合了日本方面的意见，由一气象专家井上治郎和中国登山协会教练宋志义两个没有大型指挥经验的人担任了中日双方队长，在大本营破联合登山活动先例设立了联络官。联络官顾名思义只起协调作用。梅里雪山山难向活着的登山者提出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问题的话，联合登山的组织形式就是事故的根本。 

　　 

中国的登山运动从80年代初步入市场经济后，国家财政停止了一切拨款（包括事业经费），中国登山运动步履艰难地向前发展。众所周知一次登山活动要耗费几百万的资金，60、70年代中国的登山是靠国家登山协会自己筹集资金，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筹集登山资金谈何容易，面对资金缺乏的窘迫，中国登山协会只能找出一个应急的政策，靠外国的资金，用联合登山，外方出资我们出人出力出山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个原则从确定的那一天就使中国的登山者处于一尴尬的境地。出资的外方总难免摆出一副大爷的嘴脸，总是要处在指挥一切的高位上。中方如果不是在某种程度上看人家的脸色忍气吞声的做出让步，山难可能不会发生，最起码也不会全军覆没了。

另附:     第二次山难:高家虎，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痴迷登顶卡瓦格博，妄图成为登顶第一人，却在2011年1月初独自攀登梅里雪山时失踪。

高家虎简历

　　1998年：辞去铁路“铁饭碗”，单人从洛吉徒步到泸沽湖。

　　1999年：单人徒步穿越独龙江、察隅、雅鲁藏布大峡谷、青藏高原、阿尔金山、塔克拉玛干沙漠、丝绸之路、秦岭，到达广西北海。

　　2000年10月：单人从独龙江翻越高黎贡山、梅里雪山，到达德钦。

　　1999-2003年间：从不同角度6次尝试攀登梅里雪山。

　　 2003年12月：在梅里雪山发现1991年中日登山队梅里雪山遇难遗物。

        2005年出版《我定成为峰》一书，誓言成为站在梅里顶峰的第一人。

今年是兔年，2011年1月14日，是云南**登山队成立15周年的队庆日，那天我正回顾着**登山队这15年的登山历程，思考着未来15年的发展方向和建树范围，一个个致电通知曾经的**老队员，参加1月15日**15周年的“成立祭”，却偶然从王辉那里得知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云南独行侠高家虎在梅里雪山下落不明”。

接到消息后，我立马联通了在梅里雪山雨崩徒步者之家客栈的电话，请求他们帮助寻找高家虎在雨崩和明永的线索，还致电德钦飞来寺“守望6740”客栈的老板娘杨晓和曾在雨崩村支教达10月余的戴凌云老师，请她们联络在梅里雪山当地的朋友，留意寻访高家虎的下落，尽一切可能查找高家虎在梅里东坡入山的蛛丝蚂迹。

而在梅里西坡察瓦龙乡范围，我也委托了在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开客栈的玛璜夫妇，请他们帮忙查问在那个范围高家虎的下落。我甚至还致电王天汉（照培法师），请他参谋推断高家虎可能入山的线路。

其实，就在今年元旦，黄老邪的一支10人小队，曾自驾从昆明经怒江峡谷贡山，开进西藏察隅县的察瓦龙乡，雇请当地马帮和向导，徒步走进过与世隔绝位于梅里雪山西坡的甲辛村，但却丝毫未闻高家虎的任何消息，证明了高家虎不是从西坡入梅里雪山的。

1月20日，我随《都市时报》的记者驾车前往元谋县城，拜访了高家虎父母。那天晚上，我投宿在高家，躺在高家虎卧室他曾睡过的床上，夜不能寐，思如潮涌……

认识高家虎已有11年了，尽管我长他8岁，但我们似乎都是同一类人，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燃烧着永不磨灭的梦想之火，个人英雄主义，孤傲执拗，唯我独尊，敢于丢弃铁饭碗，不甘平庸，壮志雄心，坚韧不拔……

殊不知，我们其实都走向了一条悲剧英雄的宿命之路，犹如无数陨落在山中的前辈登山家，成为“登山先烈”似乎就是我们必然的宿命。那些至今尚存的世界顶尖登山家，侥幸“活着”——成为他们彻悟生命真谛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当圣山梅里成为万民信仰朝拜的神灵，壮丽的雪峰成了人们精神深层最强大的支撑，价值背景以一种绝对意义的姿态傲然苍穹，那么，站立在卡瓦格博峰巅“山高人为峰”的“壮举”，就成了大胆狂徒热血沸腾的宏伟蓝图和僭越之梦，雄伟无瑕神秘无比的山峰把异想天开胆大妄为之辈引向了疯狂的极致。

伟大圣洁的卡瓦格博雪峰，既然能让一支实力强劲、装备精良的中日联合专业登山队全军覆没，17条生命倾刻间灰飞烟灭，难道就不能轻拈指间惩诫一个不顾死活的亡命之徒吗？

近10年间，高家虎把登顶卡瓦格博锁定成为他生命的唯一意义，我为他敢想敢干的精神而钦叹的同时，也无法苟同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糟践广大信教藏民神山信仰、染足神山仙体圣颅“我定成为峰”的选择。

即便他真的登顶了又能怎样？在历史老人的眼中，他永远也成不了能与张骞、班超、班固、法显、玄奘等志士比肩的中华英杰，既无前人为中华开疆拓土之功劳，又无国际文化交流传播之建树，当万民在圣山脚下匍伏，五体投地的无数躯体中，有一个人傲然立起，挺镐向高耸入云的雪山爬去，孤绝的背影渐行渐远凝成一个沉重的问号？他问顶6740的机率几近于中500万头彩的巨大惊喜，恍若一个铁树开花、缘木求鱼的童话，而葬身于恐怖的雪山之中却是毫无悬念的悲剧结局，其失败不过是探险界又一不自量力的反面教材和个案。成功的论据渺不可寻，失败的根据却比比皆是。

如果他早生于200多年前的欧洲法国沙木尼小镇，也许他会被历史选中，成为首登勃朗峰的水晶匠巴尔玛，与索修尔一道成为人类现代登山运动之父，百年后被塑成铜像立于沙木尼小镇，手指着勃朗峰方向，定格为永远的英雄。

然而，生于何时，死于何时，这都不是我们所能选择的。在这个星球、在这个时代，在自然界山峰探索领域，世界选择了意大利的梅斯纳尔，中国官方选择了“双子星座”王勇峰和李致新，中国民间登山选择了绅士阶层的王石，云南选择了以策划和行动力见长的金飞豹。命运选我们一定自有命运的安排，执着于主宰命运的我们自然不甘于这样的格局，自以为是地苦苦强化着自我的选择。我们捏住命运咽喉的机会就那么一两次，可命运捏住我们咽喉却是随时随地，贯穿了人整个一生。有谁不是绵绵无尽历史长链中小小的一环呢？

作为愿意在户外领域或登山界为这个国家、为乡土尽其所能的我们，现在，已然到了必须冷静面对现实，为自身量力定位，做点力所能及而又有实际意义事的时候了。

想当年，建国初，解放大军和平解放西藏，解放军某部战士误射了一只空中飞过的山鹰，激起了当地藏民的义愤，因为山鹰在藏民心中那可是一只神鹰啊！为平息不堪设想的民变，部队被迫枪毙了该战士（替身），暗地里送走了已解除军籍这位战士的“真身” 悄然返乡。当时为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民族团结的政策至关重要，尊重民族风俗和宗教信仰已然明确于《宪法》和党纪、军纪，懂得以大局为重，遵纪克己，方是立身之本。

尽管时过境迁，登山运动的政治色彩逐渐趋于淡化，自由主义的登山时代已经来到，但神山信仰仍然植根于在藏民心中，天经地义。

千禧年之际，梅里雪山禁止人类攀登的共识已被相关机构和群体激扬文字浩浩檄诏般地告示天下，甚至国务院亦明文批示，要为梅里雪山“守身如玉”而立法，在横断山脉的“绒赞”之地创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实为非常英明正确有远见之举。

人类确实应该保留几个干净的处女地，给子孙万代保留、传承对大自然敬畏的宗教习俗和神话的天地，以警诫我们的狂妄和自大，培养我们对自然的珍爱之情和环保意识。

在这样一个以“大环保思想”为主旋律的时代，选择做一个环保主义者，成为保护地球、保护家园的义工、志愿者，确要比做一名偷登圣山的“英雄”要更合时宜些，如久负盛名的奚志农，得道多助。要怪就怪自己没有生在地理大发现的宏伟时代，凿空西域、拓荒极边、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翻越葱岭、舍身求法、航海远洋、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创造历史、颠覆乾坤，凭一双铁腿丈量山河的“霞客”时代早已尘埃落定，在户外历练人生，做自己的英雄，在平凡的生活中甘之若饴，这才是绚丽之极归与平淡户外老驴最好的归宿。

合时宜、识时务才是成为成功者、俊杰的基础和前提，而穷兵黩武似的偷登圣山行为，却可鄙地更象是一个鬼鬼祟祟隐身匿影的窃贼，虽英雄虎胆、壮志凌云，却遭人唾骂、诟病、毒咒甚至绝命的报复。据说，在西藏阿里的神山岗仁波齐，谁如果偷登圣峰，将会被藏民用石头砸死。

然而，当我们自我麻痹在个人英雄的幻梦中，陶醉于“梅里第一人”、“卡瓦格博首登者”的虚妄中，是很难清醒认知并克制住急剧膨胀如烈火燎原的自我征服欲望的。以其说，神山雪峰的魅力如一妖媚绝色的女子令你无法抗拒而渐吸干你的精血，不如说是自己的心魔做祟误导自己走向一条不归的绝路，她让你倾家荡产乃至曝尸荒野、长眠冰雪。

当我听说，近十年来，高家虎为登梅里几近耗近父母膏血，不禁为他倍感难过！那个登山强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举一国之力尚不能完登梅里壮志未酬，空留千古遗恨的悲壮，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的草根之家，赌一家之资逞个人之能焉有成功之理？

人这一生，选择何其重要！尽管我们远离了黄、赌、毒，自认为选择了一条健康的于世于己都是积极向上、刚健英武的爱好和事业，但是，当这个魅惑无穷的爱好和“事业”已令你耗尽家财入不敷出，变成自己乃至家人、朋友的负担，我们的“坚持”究竟还有多大意义？

我们一舍再舍，舍弃了饭碗、舍弃了家庭、舍弃了正常的生活，甚至舍弃了温情，只为一个梦想，到头来这个梦想仍然遥遥无期，如空中楼阁、海市蜃楼，最后，我们还得为这个梦想舍去生命，让年迈的双亲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个残酷的梦想真的值得我们为此献身吗？

这一段时间，我梦见高家虎三次，第一次，是他从卡瓦格博雪峰从容地走下，冷笑地向我走来；第二次，梦见他匿于昆明的街市，时隐时现；第三次，梦见有人仓皇慌张地向我告知他腐烂的尸身所在。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之所以如此，反证了我对他的牵挂，正如他自己创作的那首歌《牵挂》。“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他毕竟是我等的“前车之鉴”啊！佛家认为这源于“心有挂碍”。因为，穷究“高家虎现象”，实是穷究我的内心，是反观自省。高的“心结”不也正是我的“心结”吗？

在**15周年这个重大转折点，面对朋友与山共舞的绝唱，凄凉的挽歌在云岭间回响，我反思良久，高家虎失踪事件似恰逢其时地应运而生，如一个生动鲜活的《易经》卦象，明白而又不无玄机地启悟着我们，什么该坚持？什么又该放弃？

正视现实，正视自己，高家虎或许正用自己的牺牲，谜一般地敲击着我等苦苦执着追求自我实现的同道中人：放下妄念，量力而行，知足惜福，对死的无畏尚不是大勇，领悟到活着的意义而敢于担戴地活下去，方为勇之勇者。我们连一个普通社会人都还没做好，更没有轻易牺牲小我生命的权力和资格。

这个春节很快就要过去了，高家虎仍然没有音信，大年三十我打了电话去高家，依然如故，意外的喜讯依然没有出现，我想，高家虎大概没能闯过本命年的兙力和厄运吧，他在他认定的宿命之路上走得太远也走得太累了！他是该停下来好好休息了，也许，这一休息即成了永远，从此我们阴阳两隔，但愿他在神山的怀抱中能找到属于他的那份安详和静谧……

死，并不一定是死者的不幸；生，并不一定是生者的幸运。有些人虽死犹生，有些人生不如死。我们无法知道高家虎在濒临死亡之前的千思万绪，但《荒野生存》中的克里斯托弗，《127小时》中的亚伦，已确切地阐释了这样一个答案：人的求生意志异乎寻常地超越于死亡的本能。两位主人公皆有现实生活的真人原型，前者不幸死在了阿拉斯加寒冷的废车厢中，后者壮士断腕从峡谷逃生。

其实我一直期待着奇迹发生，哪怕他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只要人还活着，我们都还可以重头做起，重新来过。我期待着他“死而复生”，亲口告诉我说：“老孔，你知道吗？我是多么热爱这个世界，多么热爱人生啊！”

  

作者:孔云峰(小松潘转自于互联网)